莫高窟壁畫修復師：耗一輩子為后人留下不能復制的文明

　　一副棕框眼鏡架在李云鶴的國字臉上。

　　若隱若現的白線把鏡片分成兩塊，挑起眼睛走路時，就用上面的平光鏡；垂下眼睛工作，就用下面的老花鏡。

　　他是莫高窟的壁畫修復師，“行醫(yī)”63年，修復壁畫4000余平方米。如今86歲，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腳利落，帽子底下頭發(fā)花白。

　　春末的洞窟，空氣陰冷。李云鶴攥著金屬欄桿爬上腳手架，然后蹲下身，視線穿過老花鏡，抵達壁畫上“生病”的眾神。

　　這樣的場景李曉洋見過無數次。從有記憶起，爺爺李云鶴便每天“扎”在洞窟里。

　　1956年，李云鶴來到莫高窟，成為第一位壁畫修復師；1990年，叔叔李波開始跟隨爺爺修復壁畫；2011年，李曉洋也拿起了接力棒，從此三代人一起為壁畫上的神佛“治病”。

　　為莫高窟續(xù)命，是個漫長而持久的過程；在千年壁畫面前，幾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如今，李曉洋能獨當一面了，叔叔李波早是一位成熟的修復師，而耄耋之年的爺爺李云鶴依然每天爬腳手架、拿修復刀。

　　經過三代“面壁者”的修復，飛天的華裳重新飄逸，神佛的眉眼漸漸清晰，饕餮、僧侶、殿堂和塵世風物，也都離原有的模樣更近了一步。

　　面壁者

　　2019年，四川成都，寶光寺。

　　念佛堂北壁，一幅長4.21米、寬2.97米的《釋迦涅槃圖》“生病”了。受地質災害影響，顏料層和地仗層(位于墻體和顏料層中間的泥層)發(fā)生了脫離，裂縫蜿蜒著爬上壁畫，再不進行保護，將會造成繼續(xù)空鼓斷裂甚至垮塌。

　　在柳絮開始四處飄落的季節(jié)，1989年出生的修復師李曉洋來到這里主持修復工作。

　　工具箱里裝著的，是來自莫高窟的經驗和技術，每年，莫高窟修復師們都會應邀到國內其他地區(qū)幫助修復壁畫。

　　同一時間，叔叔李波即將開始修復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畫，爺爺李云鶴在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長達四年的雕塑和壁畫修復項目正處于收尾階段。

　　1956年春天，在山東讀高中的李云鶴準備前往新疆“支援建設”，中途在莫高窟短暫停留。在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勸說下，李云鶴留在了莫高窟。

　　三個月的試用期過后，常書鴻說：“小李啊，我給你分配個工作，不但你不會，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F在只有自己想辦法。”

　　小李被分配的工作，是修復莫高窟的壁畫。

　　如今“小李”變成“老李”，兒孫漸次入行。“李波自己回來的，孫子是我‘哄’回來的。”

　　“從小在這種環(huán)境下長大，父母在飯桌上聊的都是莫高窟。”李波說，“順理成章地就回到這里工作。”

　　李曉洋的高中和大學在澳洲就讀，20歲出頭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象是澳洲充滿新鮮感的人和事，或是國內一線城市窗明幾凈的辦公區(qū)。

　　不過，爺爺李云鶴說：“要不然這樣，你跟上我一年到兩年，實在不行你再改行，完全可以。”

　　就這樣，李曉洋決定留下試試。

　　4月，李曉洋和同事們站在腳手架上，拿著注漿管，插入到壁畫和墻體中間的縫隙中，把配制好的膠結材料吸入注射器，然后通過注漿管灌入壁畫的空鼓部位，再用壁板支頂，將壁畫貼回墻體。

　　在時間的侵蝕下，壁畫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堿等等，它們讓精致的圖案變得模糊、破損，有時像鱗片一樣翹起，有時結滿白霜，有時甚至變得疏松、脫落。

　　修復師們的工作，就是拿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塵、填墊、脫鹽、粘結、按壓、支頂……幫助壁畫對抗時間。

　　在寶光寺，李曉洋發(fā)現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畫無論如何無法回貼，迫于無奈，他把顏料層揭取了下來，然后發(fā)起了和爺爺的視頻通話，請爺爺“支支招”。

　　在爺爺的遠程指導下，李曉洋重新做了一個載體層，把空鼓壁畫貼了回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遠程求助爺爺了，在著手修復的一個月時間里，他和爺爺有過兩三次視頻通話，請爺爺出謀劃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畫回貼到地仗層后，李曉洋將會和同事一起對這個12平米左右的壁畫進行“整體揭取”——這也來自爺爺的建議。

　　成都地區(qū)空氣濕度大，墻體的水分會對壁畫表面造成破壞，“整體揭取”，是將前面的壁畫固定住，然后打開墻體，在壁畫背面安裝金屬架，將壁畫掛在重新壘砌的墻體上，中間留有八到十厘米的距離，既能降低水分對壁畫的傷害，又能減少地震時帶來的損傷。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云鶴應邀到塔爾寺修復壁畫，按照以往的修復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畫將會被切割成小塊揭下來，李云鶴初次創(chuàng)新，使用了“整體揭取”的辦法。工程結束時，寺廟的活佛問李云鶴：“李老師，我們這個壁畫你怎么沒修？”李云鶴樂了，把對壁畫的損傷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達到的目的。

　　“祖師爺”

　　2012年，河北曲陽，北岳廟。

　　這是李曉洋第一次上手修復壁畫，在爺爺的帶領和指導下，拿起了修復刀。

　　北岳廟的東西兩壁上，繪著巨幅的“云行雨施”和“萬國顯寧”圖，旗幡和衣袂線條柔和，蒼龍若浮若動，70余個人物形態(tài)各異。不過，多種病害共存于這些壁畫上，李曉洋和同事們花費了兩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修復。

　　此前的時間里，李曉洋都在給爺爺“打下手”，和泥、遞工具、學習。李云鶴敬惜文物，輕易不會讓新人上手，經過一年多的“學徒期”和“考察期”，李曉洋才第一次接觸壁畫。爺爺李云鶴挺滿意：“別說，他真正干起來，做的工作還真能符合你的要求。”

　　50年前，李云鶴第一次以修復師的身份進洞窟，是開鑿于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畫起甲嚴重，門打開，風一吹，壁畫“像雪花一樣洋洋灑灑落下來”。許多年后，李云鶴在不同場合回憶起這個場景，還是會連說“看了就心痛”。

　　在當時，只能一點點把脫落的壁畫收集起來，然后人工貼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畫，李云鶴們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后才全部完成。

　　后來，人們無數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歷史上自主修復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國內壁畫修復保護的起點。

　　那時的莫高窟幾乎沒有任何文物保護的設備和工具，面對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畫，用什么修，怎么修，都靠李云鶴自己摸索。

　　沒有儀器做實驗，就跑去廚房，用爐子烤，用鍋煮，通過高溫來觀察材料性能；屋里屋外、白天晚上地做對比，來尋找最理想的材料。

　　當時敦煌研究院請來捷克的專家?guī)椭迯?，關于修復材料和工藝，對方始終保密，李云鶴就在旁邊“偷師”修復過程，專家走后，李云鶴自己摸索著用毛筆、滴管、注射器等各種方式修復，最終選定了注射器作為膠結材料注滲的工具。

　　膠結材料注射完，需要將壁畫回貼到地仗層，李云鶴嘗試鋪上一層紗布然后按壓，“布紋會壓到壁畫上，修過的壁畫像罩了一層網子。”后來換成塑料布，發(fā)現容易把壁畫粘下來；最終想到裝裱畫用的紡綢，既能吸水，還有細膩的質地。“就這樣慢慢自己總結了一套修壁畫的工藝流程。”

　　李波說，那幾十年是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時期”，“在當時，受到人力、物力、財力、認識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處于一個被動狀態(tài)，如果不去搶救，可能是完全的損毀。”

　　有媒體報道，1943年，畫家張大千臨摹完壁畫，準備離開敦煌，臨走時對常書鴻說：“我回去了。你待在這里，是一個長期的甚至無期的徒刑。”

　　后來，常書鴻在這里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層樓對面。李云鶴也留了下來，在窟區(qū)馬廄改成的員工宿舍住了將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里面搭著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覺時會有灰塵撲簌簌落在臉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

　　夏日酷暑，強烈的太陽輻射足以灼傷皮膚；冬季酷寒，人們裹著帶膻味兒的羊皮襖子過冬。人們最常吃的飯是白水煮面條，前面放著一碗鹽巴一碗醋，拿戈壁灘上的紅柳枝當筷子，一頓飯就在騰騰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來水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那之前，李云鶴們吃的是苦口泉的水，鹽分高，味道苦澀，“剛來的時候都要鬧一個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兩公里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里想要給他在省會蘭州分房，離開一線從事研究工作，李云鶴沒同意，“我修了一輩子壁畫，弄我到蘭州干嗎去？不如待在敦煌守著這些東西。”

　　1998年，李云鶴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繼續(xù)“扎”在洞窟里修壁畫。

　　到如今，這位常書鴻口中的“小李”已經86歲。他做了63年修復師，4000余平米壁畫經歷過他的“醫(yī)治”，晚輩們叫他“爺爺”，也說他是“壁畫修復領域的祖師爺”。

　　“醫(yī)德”

　　莫高窟距離敦煌市區(qū)25公里，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黃色。李曉洋的童年時光，有很長在莫高窟度過。住處距離九層樓不到50米，每天黃昏，李曉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爺爺吃飯。

　　130窟前面曾經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總能從里面抓到小青蛙，時間長了，大家給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門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們的天然滑梯，李曉洋經常在口袋里裝上滿當當的沙子，然后拎著一個小紙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紙板一鋪，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圣誕、元旦等節(jié)日，敦煌研究院會把小孩子們全都召集起來，在食堂大廳，李曉洋們一邊吃水果和零食，一邊聽老師講壁畫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飼虎是每個“窟二代”的童年符號。

　　那時候，李曉洋覺得壁畫修復工作很酷，聚精會神地坐在壁畫前，拿著工具，像醫(yī)生給患者治病。因為要援助兄弟單位，爺爺和叔叔經常四處出差，指導修復國內其他地區(qū)的受損壁畫，在李曉洋眼里，“那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出差’這個詞可以安在我身上，覺得特別洋氣。”

　　不過，十幾年過去了，李曉洋也成了一位修復師，卻發(fā)現這份工作并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剛剛入行時，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這些有什么意義。”

　　讓李曉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莊毗盧寺的壁畫，因為酥堿病害嚴重，僅僅一塊40厘米高60厘米長的壁畫就花費了他三天的時間，干燥、脫鹽處理、二次加固……許多道工序。

　　一位當地的老人經常來看他們修壁畫，有一天終于忍不住開口：“小伙子，我前兩天來你就坐在這兒，怎么今天還在這兒？”

　　“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重復同樣的步驟，有時要幾百上千次，一天下來胳膊都酸了。”李曉洋說，“當時覺得真枯燥。”

　　類似的感受在年輕人中并不罕見。80后壁畫修復師付磊原本在部隊里當兵，退伍后來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隊時的跑操時間，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畫；上午，在部隊時的訓練時間，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畫；下午，在部隊時的體能時間，他還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畫……付磊覺得“鬧心”，起初那段日子，時不時要出去走走。

　　來自河南的喬兆廣也有類似的經歷，剛入行時，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兒準備吃飯，幾個年輕人在洞窟門口等啊等，也不見師父們出來，又不好意思進去叫，只能在門口瞎溜達，眼看著已經過飯點半小時，實在熬不住了，跑進洞窟里叫師傅，“還以為他們沒看表，其實根本就把時間給忘了。”

　　“我?guī)煾凳抢钤弃Q老師的徒弟。”喬兆廣說。如今這些80后成了修復師隊伍的中堅力量，也開始帶徒弟了。很多人會感嘆，連86歲的“祖師爺”李云鶴都還在一線工作，“我們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出差援助其他單位修復壁畫時，住宿條件經常很艱苦，但李云鶴睡簡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帳篷可以，睡“一刮風一身土”的洞子里也不說什么。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無人，戈壁灘廣闊無邊，李云鶴和其他修復師們就住在臨時搭建的簡易房中，“兩片鋁片夾著一片保溫板。上班時間干工作，下班時間聊天，聊的還是工作那點事。”

　　李波記得，1994年，他跟隨父親李云鶴去青海塔爾寺修復壁畫，夜里住在喇嘛的房間，忙了一天，關燈后他很快睡著了。沒多久突然被父親叫醒，要探討怎么修復才能讓壁畫狀態(tài)最好。“藏傳佛教的壁畫都會在表層刷上防護膜，所以顏料起甲特別難修。”李波說，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親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討論工作問題，“那次之后就成常態(tài)了，經常夜里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聽聽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親一起做塑像修復工作，夜里三點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慮到了沒有？”李云鶴一邊說著還一邊拿起手機，翻出照片，繼續(xù)看雕塑嘴角的陰影和線條。

　　作為李云鶴帶出的徒弟，李曉洋和叔叔李波都聽過無數次關于“醫(yī)生”的比喻。李云鶴經常說，醫(yī)生給病人輸液，扎疼了還會被抱怨，但修復師給壁畫治病，文物不會說話，所以更要有醫(yī)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復鳳凰寺的壁畫時，一個學生不小心把壁畫粘到了手上，“這很正常，掉下來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給貼回去，結果這個娃娃隨隨便便把這塊壁畫從手上給彈走了。”李云鶴回憶，“我把他給攆回去了。”

　　和風賽跑

　　2012年的夏天，李曉洋工作的第二年。一個傍晚，他和爺爺結束工作從現場走出來，有親人打來電話問候，李云鶴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點鐘的陽光依然刺眼，光線漫在李云鶴臉上，閃著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曉洋印象中，爺爺身體一直非常好，從沒老過。他有點出神：“雖然他嘴上不說對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覺到他把這個東西看得比他生命還重要，他希望我能繼續(xù)做。忽然覺得到我選擇自己人生方向的時候了。”

　　讓李曉洋最終留在這個行業(yè)中的“決定性瞬間”發(fā)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開展修復工作。

　　平日里，壁畫被腳手架隔成小塊，修復師坐在壁畫前十幾厘米的位置，看到的是顏料、晶體、墻壁和泥土，加上壁畫起甲嚴重，光線照過來，影子亂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畫的模樣。

　　項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腳手架被拆走，李曉洋站在自己修復好的壁畫面前，突然被感動了：360窟北壁，藥師經變圖，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薩像在自己修復后重新顯現出來，巴掌大小的臉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細致了，線條特別好。”李曉洋回憶，“當時就覺得，如果不是我們修復，好多人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從那一刻開始找到了成就感。”

　　平日里，李云鶴經常囑咐年輕修復師們：“從事修復行業(yè)，不要做了幾年，就覺得自己翅膀硬了、夠吃老本了，必須不斷總結日常的經驗，不斷學習新的技術。”

　　李波說，從八十年代開始，莫高窟的文物保護進入科學保護時期，壁畫修復前要進行地質調查、環(huán)境監(jiān)測，用新技術、新材料保護洞窟。

　　李云鶴在莫高窟工作了60余年，李波的修復刀也捏了將近30年。老一輩的修復師們見證了許多歷史節(jié)點。1997年起，敦煌研究院參與“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的制定工作，那是第一個指導中國文物古跡保護行業(yè)的規(guī)則和標準。

　　接力棒傳到年輕人手中，如今是李曉洋從事壁畫修復的第九年。他所經歷的，是莫高窟“預防性保護時期”，保護者們“通過對文物保存環(huán)境、條件的合理科學的干預調節(jié)，來達到文物少害病、延年益壽的作用。”

　　李曉洋漸漸發(fā)現，這是個沒有盡頭的行業(yè)。“唐朝的壁畫和五代的壁畫有區(qū)別，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樣，像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顯的不同，成都的濕度特別大，自然環(huán)境特別不利于泥質文物的保存。”沒有什么秘訣，只能不停地思考對策，解決問題。

　　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問題。古代工匠把礦物原料磨成粉，摻入膠結材料，然后繪制到墻壁上。李波發(fā)現，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465窟壁畫上的膠含量明顯偏高，這導致顏料層的起甲病害特別嚴重，并且起甲部分硬度、脆度很高。

　　李波和同事們在無數次實驗后，最終決定增加膠結材料的溫度，“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溫度的影響下，達到一定的滲透和軟化，這個時候回貼失真最小。”

　　許多新的技術開始應用在壁畫修復上。例如在修復中膠結材料的濃度，過去，修復師憑借經驗和感覺來決定，如今則通過研究設備對壁畫成分、病害類型和程度、產生機理等進行分析，然后給出精準的數據，從而決定膠結材料的濃度和比例。

　　“壁畫保護是一門學不完的學問。”直到現在，八十多歲的李云鶴都還在學習新的高分子修復材料的使用。

　　如今，開設壁畫修復相關專業(yè)的院校越來越多，每到節(jié)假日，也有很多年輕人來到莫高窟研學或是從事志愿者工作，不過，修復師們說，或許因為工作環(huán)境偏遠、干燥，或許因為工作性質辛苦、枯燥，他們中留下來修壁畫的鳳毛麟角。

　　“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損毀，懷抱琵琶的飛天和斑斕的佛國世界遲早會消失，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不止一次說起類似的話。

　　時間是莫高窟最大的敵人，“與毀滅抗爭”的緊迫感，漸漸傳遞給莫高窟的保護者們。

　　去年，有媒體想要拍“守護者”的故事，找到了李氏祖孫。短片中，李曉洋扶著爺爺爬上長長的石階，站在洞窟門口。

　　鏡頭搖過沙漠、戈壁，以及攀滿斷崖的蜂巢般的洞窟，李曉洋說：“爺爺一輩子都在和風賽跑，他說，這是一場注定會失敗的比賽，但我們偏偏要逆天而為。哪怕和風耗盡一輩子，也要為后人留下不能復制的文明。”

　　轉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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