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世界歷史開始了文明交流的新紀元。
17、18世紀的來華傳教士深入研究中國典籍,并和中國士大夫廣泛接觸,一方面促進歐洲宗教、科學和藝術在中國的傳播,另一方面通過他們的翻譯和介紹,歐洲的學術界也開始了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科學技術。在近200年間,兩者之間的相識、交融開出了絢爛的文明花朵,成為這一時期人類在文化上最大的收獲、最寶貴的成果和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中國典籍打開歐洲新視野
他們用歐洲的語言翻譯中國古代的文化經典,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開始逐步地呈現(xiàn)在歐洲人的面前。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該書1687年在巴黎被翻譯和出版,導言部分介紹了中國的儒、釋、道以及宋明理學所重視的《易經》,從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對后面要翻譯的《四書》做了總體性的介紹和鋪墊。之后是對《大學》《中庸》《論語》的翻譯,譯文的后面是《孔子傳》,其中附了一張孔子的畫像。在這幅畫像中,孔子身著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服裝,手拿一牌,后面的背景結合了孔廟和西方圖書館的風格。這幅孔子畫像是當時歐洲人見到的第一幅孔子的畫像。孔子畫像后面是傳教士柏應理所編纂的《中華帝國年表》和《中國地圖》。這份年表在歐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17、18世紀200年間,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共計456人,他們大多數成為了御用的數學家、地理學家、畫家、園林設計師等,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他們向歐洲輸送了大量關于中國的報道,并且?guī)チ酥袊墓に嚻?,這對歐洲的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西交流的過程中,“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影響有很大的差別?!拔鲗W東漸”在當時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了少數中國官員和上層的知識分子身上,而“中學西傳”對整個歐洲都產生了影響。在18世紀,中國正好處在了“康乾盛世”中,而歐洲仍然受著教派紛爭和戰(zhàn)亂之苦。當時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將一幅幅美好的中國圖景呈現(xiàn)在歐洲人面前時,立刻引來歐洲無比的驚羨。
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的100年間,歐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人對中國都極為追捧。以至于在公元1769年,曾有歐洲人在自己的書中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qū)還要出名?!?/p>
中國風物成為歐洲新時尚
歐洲18世紀的“中國熱”有兩個層次的表現(xiàn),大致可以分成俗和雅兩個層面。
所謂俗也就是淺層的,指的是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對于中國所表現(xiàn)的狂熱。而這種狂熱或為好奇心所驅使,或出于對異國情調的追逐,較多表現(xiàn)為購買中國的商品,收藏中國的器物,了解中國的奇聞趣事,模仿中國人的穿著打扮、建筑、園林等。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面,有的時候會出現(xiàn)某些誤讀。對中國所表現(xiàn)出來的狂熱甚至帶有一些不太理性的成分,所以它的特點是一種時尚,而不是一種思潮,往往有從眾和隨大溜的心理。
所謂深層的雅的“中國熱”,指的是在歐洲的學者、思想家這些知識分子中對于中國所表現(xiàn)出的巨大的興趣、關注和研究,主要表現(xiàn)為對中國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對中國本身進行比較深刻地分析研究外,還將中國作為了參照物來探討歐洲自身所發(fā)生的諸多問題。它的特點更多的是冷靜的思考,為歐洲社會的發(fā)展和變革去尋找有益的借鑒,從而顯現(xiàn)了中國文化對于歐洲思想界的影響。
從公元1697年,法國和中國正式通商之后,中國的工藝品、擺設、家具、紡織品、掛毯、繪畫等蜂擁而至,朝野上下形成了一股追逐中國事物的時尚,對于歐洲的園林風格、建筑藝術、繪畫、工藝美術、文化生活、審美情趣都發(fā)生了歷史的影響,形成了歐洲建筑藝術史上的洛可可風格。這種“中國風”體現(xiàn)在了中國式園林建筑在歐洲的盛行中。直到今天,在瑞典皇宮的中國宮、英國鄉(xiāng)下的一些中國式亭子、在德國波茨坦的無憂宮等都還可以看到具有中國風格的建筑。1762年,歐洲第一座中國塔在倫敦西南部的丘園,也就是今天的英國皇家植物園落成。這座八角形的磚塔共10層,高約50米,是當時歐洲仿建的最準確的一個中國式的建筑,在歐洲曾經轟動一時,成為其后許多地方中國式塔的模仿對象。
中國文化激發(fā)歐洲新思想
在歐洲社會極力追求中國時尚的同時,歐洲的知識界則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文化成果。
18世紀,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無不以中國文化為思想素材,對中國進行自己的思考,從中汲取文化滋養(yǎng),提升“中國熱”的精神層面。法國啟蒙運動的旗手和統(tǒng)帥,被稱為18世紀法國精神領袖的伏爾泰,就是啟蒙思想家中了解中國最多、談論中國最多的一位,他曾經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孔廟”,自稱是“孔廟”大主持,非常推崇孔子的道德學說。伏爾泰曾經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確地提出,“歐洲的王公和商人們發(fā)現(xiàn)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fā)現(xiàn)的是一個新的精神世界。”
伏爾泰讀中國《趙氏孤兒》的翻譯本后心潮澎湃,認為人們從這出戲中所獲得的對于中國的認識將會遠遠超過以前所有關于中國的報道。于是,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閉門寫作,把《趙氏孤兒》改寫成了《中國孤兒》。公元1755年8月,《中國孤兒》在法蘭西戲劇院上演,連演16場,盛況空前,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了中法文學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趙氏孤兒》講的是忠信仁義。而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則是贊揚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明如何征服野蠻的民族。伏爾泰多次提到,他寫作《中國孤兒》的目的就是為了在舞臺上去傳授孔子的道德。
18世紀法國和歐洲的“中國風”“中國潮”發(fā)展成了西方全面介紹中國、研究中國、認識中國、崇尚中國的一種文化熱潮,以中國為題材的各種著作,中國小說、中國戲劇、中國游記也在當時流行一時,成為18世紀法國和歐洲盛極一時的文化景觀。
法國當代的漢學家謝和耐教授曾經說:“發(fā)現(xiàn)和認識中國,對于18世紀歐洲的發(fā)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中國的哲學為法國的大革命做好了思想的準備?!?/p>
不同的文明之間并非只有差異,它們的共同點始終真實地存在。人類的共同性是遠遠大于差異性的。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兩種文明的發(fā)展史其實也是彼此相互交流與借鑒的歷史。唯其如此,多元文明才能環(huán)環(huán)相扣延續(xù)至今天。
?。ㄗ髡邽楸本┩鈬Z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轉自: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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