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如何促進實體經濟發(fā)展

　　近日，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聯合主辦的“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17北京年會”召開，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華夏銀行行長張健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等專家、學者，就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金融去杠桿和中國經濟是否已進入新周期等熱點問題闡述了各自的觀點。

　　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

　　以財政手段幫助金融支持實體經濟

　　我主要從財政的角度，談一談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難點、對策。

　　金融注重的是通過市場力量，來實現金融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財政注重的是通過政府力量，來實現財政資金乃至整個社會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金融和財政，一邊是市場，一邊是政府。對于市場機制能夠發(fā)揮作用的領域，政府應該讓位于市場；但是，對于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應該主動發(fā)揮作用。

　　對金融服務的薄弱領域，需要政府去扶持、去引導。“三農”、小微企業(yè)、公共服務這三大領域，在實體經濟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和作用。這三個領域的“高成本、高風險”特征，與金融機構追求“低成本、高收益”目標存在根本矛盾，單純依靠市場調節(jié)必然會形成“馬太效應”。因此，推動金融資源向薄弱領域傾斜，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

　　從國際上看，解決“三農”、小微企業(yè)和公共服務融資問題，無論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有政府參與的身影。例如，美國政府設立了小企業(yè)管理局，德國政府出資成立了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孟加拉國政府則參與出資創(chuàng)立了“鄉(xiāng)村銀行”，主要向農戶發(fā)放小額信貸，成為農村金融的典范。在公共服務領域投融資方面，各國也進行了很多創(chuàng)新。例如，為緩解財政支出壓力，許多發(fā)達國家開始運用BOT模式，英國政府率先提出了PFI模式，通過“政府付費”的方式，支持社會資本投資公共產品。后來，又興起了意義更廣泛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也就是現在常常提起的PPP模式。

　　從我國實踐看，緩解薄弱領域融資難問題，面臨更嚴峻的挑戰(zhàn)。我國財政部門借鑒國外做法，結合我國實際，這些年也做了一些工作，出臺了一些政策，應該說從四個層面發(fā)揮了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在體系建設層面，推動建立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確保金融機構“有人辦事”。在信貸規(guī)模層面，也實施了一些政策，確保金融機構“有錢辦事”。在風險分擔層面，出臺為農業(yè)生產和小微企業(yè)增信的政策措施，確保金融機構“有信心辦事”。在公共服務層面，大力推廣運用PPP模式，確保政府和社會資本“有平臺辦事”。

　　通過近年來的實踐，對財政在金融支持薄弱領域方面有一些體會：

　　首先，政府要引導，但不能主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政府的主要職責是通過制度設計，對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進行“激勵”和“引導”，從而更好地發(fā)揮市場機制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商業(yè)可持續(xù)。

　　第二，“扶上馬送一程”，但不能“一送再送”。對于金融服務經濟薄弱領域，財政部門要加以扶持，但扶持政策應該是有退出機制的，否則就容易使一些金融機構“躺在財政身上吃飯”，不僅增加財政負擔，也會扭曲市場規(guī)律。

　　第三，注重激勵，不能都給福利。我們一直嘗試將“獎勤不獎懶”的激勵機制，融入政策安排之中，需要金融機構“跳一跳”、“使把勁”才能“摘果子”，而不是“舉手就摘”，在最大限度上激發(fā)金融機構的積極性。

　　第四，重點組合發(fā)力，不能“單打獨斗”。促進金融支持薄弱領域是一項長期、系統性工作，靠單一一項政策、一個環(huán)節(jié)很難產生很好的效果。綜合運用貸款增量獎勵、費用補貼、保險費補貼、PPP項目以獎代補、稅收優(yōu)惠等手段，打出政策“組合拳”，形成政策合力，促進金融資源向薄弱領域傾斜。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

　　還不能說經濟增長已進入新周期

　　今年前7個月，宏觀經濟數據有比較亮麗的表現。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實際增長6.9%，全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也是6.9%，工業(yè)企業(yè)利潤同比增長22%。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8.3%，比去年同期加快0.2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4，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9%，快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進出口總額增長18.5%。7月份全國城鎮(zhèn)調查失業(yè)率為5.1%左右，低于上年同期，全國職工周平均勞動時間連續(xù)三個月增長；居民消費價格增長1.4%，工業(yè)生產者出廠價格增長6.4。

　　這些數據是否說明經濟增長已經走完增速換擋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我們來看經濟的幾個重要方面。

　　首先看投資方面。投資既影響供給又影響需求：投資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供給能力，同時投資活動又創(chuàng)造對投資品的需求。

　　高效率的投資對于經濟增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投資的效率與投資主體是誰有關，也與投資主體的動機有關。今年1-7月，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8.3%，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高達20.9%?；A設施投資主要由政府主導，投資的動機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增長，對效率的考慮不夠充分。我們利用發(fā)債券的企業(yè)必須公布的資產負債表的相關數據，發(fā)現所有發(fā)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產回報率在2008年以來不斷下降，2015年時已經低至1.88%。這是很低的水平。除了效率的考慮之外，還有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所帶來的風險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所以，在我們形成更加合理的投資結構之前，很難說我們進入了增長的新周期。

　　支持經濟增長進入新周期觀點的一個論據是供給出清將帶來新一輪的產能擴張，從而帶來新的增長。供給出清的一個主要跡象是價格上升了。如果我們細看不同的價格，我們發(fā)現，居民消費價格上升了，其中漲得最多的是服務行業(yè)。工業(yè)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6.4%，但其中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只有0.7%，沒有顯著變化。價格的上漲主要在生產資料部門（8.6%），尤其是采掘業(yè)（26.2%）和原材料（12.4%）。這些部門價格的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去產能，同時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高速增長也為這些行業(yè)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需求。我們不應期待采掘業(yè)和原材料行業(yè)大幅度產能擴張，否則又會造成新一輪的產能過剩。

　　支持經濟增長進入新周期觀點的另一個論據是1-7月份民間投資同比增長了6.9%，增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8個百分點。去年的低基數和對海外投資的收緊是民間投資增加的可能因素，但這些因素不可持續(xù)。總體來說，民間投資的增速盡管上升較多，但很大一部分的可持續(xù)性和效率并不樂觀，還有很大一部分和去年相比趨勢不樂觀，有重要的亮點部分，但體量可能不足以支撐增長新周期。

　　1-7月份投資數據中一個令人擔心的數據是港澳臺商投資企業(yè)的投資同比減少了5%，外商投資企業(yè)的投資同比減少了5.7%。外資企業(yè)的投資盡管體量不大，但對于促進經濟的整體效率有重要作用。

　　在消費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加10.4%，大大快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這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實際增長7.3%）快于人均GDP的增長是相吻合的。另外，人均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因此，消費的快速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凈影響并不明確。勞動力成本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有利于消費，但增加企業(yè)的成本，可能對企業(yè)投資不利?？傮w來說，考慮到我們的投資率很高，消費的增加對于改善社會福利有正面作用，但對于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則效果不明。

　　在對外貿易方面，直接影響社會總需求的部分是凈出口。前半年的凈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5%，而去年同期這一比例是4.9%，所以從需求角度來說，今年對外貿易對增長的貢獻低于去年同期。然而，貿易量的增加對于改善效率有積極的作用，因為貿易不僅可以通過利用比較優(yōu)勢來改善效率，而且可以通過進口投資品來提高投資的效率。所以，今年的貿易情況盡管可能會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但不一定帶來了更快的增長。

　　綜合而言，我們還沒有足夠的理由來說經濟增長已經進入新周期。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

　　支持實體最要緊的是直接稅改革

　　在當前形勢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最要抓緊的一件事情就是推進直接稅改革。

　　實體經濟困難，急需國家給予政策支持。迄今為止，國家給予的支持主要有兩個線索，一個是給企業(yè)減稅降費?？墒?，在減稅降費的同時，政府的支出并沒有同規(guī)模、同比例、同步驟的減。政府收入減少之后的虧空，是以增列赤字、增發(fā)國債來彌補的。換句話說，政府給實體經濟給企業(yè)減稅降費的錢，不是自己省下來的錢，而是借來的錢。我們走的是一條以借錢來支撐減稅降費的路子。

　　第二個線索，政府支持實體經濟和企業(yè)發(fā)展的另一個辦法是實行稅制改革。鑒于企業(yè)家普遍抱怨稅負重，因此這一輪的稅收制度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著眼于總量的削減，而是著眼于結構性削減。結構性削減就是盯著給實體經濟和企業(yè)減稅，而不是常規(guī)性的給全民減稅。為什么做出這樣的判斷？論及中國的宏觀稅負，我們不是世界上最高的，2009年，工業(yè)化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數是39.2%。中國到今天也沒達到這樣的水平，30%多一點，而且還是把四個預算統統相加之后得到的結果。既然宏觀稅負不重，企業(yè)家們?yōu)槭裁幢г苟愗撝?？一個最重要原因是，我們90%以上的稅收是向企業(yè)征收的，向個人收的比例非常低。只要征100塊錢的稅，90%甚至更多都是企業(yè)交給稅務局的。所以，中國的宏觀稅負和其他國家宏觀稅負一個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在其他國家，宏觀稅負大體上各占一半，或者更多的是個人承擔的。比如歐洲，企業(yè)承擔的稅負是45%，個人承擔的稅負是55%。在美國，企業(yè)承擔的稅負只有30%，個人承擔的稅負70%。我們的宏觀稅負約等于企業(yè)稅負。

　　因此，從2013年發(fā)起的這一輪稅收制度的改革，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方向是提高直接稅比重。盯的是比例，在宏觀稅負保持不變的條件下，減輕企業(yè)的稅負，增加個人的稅負。因為直接稅基本上是向個人直接征收的稅，而間接稅主要是向企業(yè)征收的稅。

　　因此，這一輪稅制改革道路不同于以往，是減企業(yè)繳納的間接稅，增加向個人征收的直接稅。從2013年到今年，將近四年時間里，我們看到的稅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發(fā)生在間接稅上，基本上都是以減稅作為基本行動路線。我們要問的是，結構性稅制改革是一種此減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做了嗎？到現在沒有，房地產稅沒有動靜，個人所得稅綜合制也沒有動靜，我們看到的稅收制度改革的基本行動路線過去四年多是什么，該增的稅沒增，該減的稅減下來了，減下來之后的收入虧空拿什么去填補，還是增列赤字、增發(fā)國債。這幾年我們國債的增發(fā)、赤字的增列，地方債巨額的發(fā)行所帶來的風險等等，都和這些有直接的關系。我們走的是一條以借錢來支撐稅收制度改革的道路。

　　兩件事情放在一起，都與實體經濟和企業(yè)相關。兩件事都必須做、都該做，但是其結果是什么？關注金融風險，站在金融風險的角度看看這兩個方面的進展，得出的結論是什么，第一，它們都是不可持續(xù)的，怎么能指望政府通過持續(xù)增發(fā)國債來給企業(yè)減稅降費呢。要讓減稅降費的路持續(xù)下去，真正感受到減稅降費的好處，讓稅收制度改革真正落地，讓企業(yè)稅負重的格局真正有所松動、有所改進，其實在目前的中國只有一件事該做也必須做，那就是加快推進直接稅的改革。迄今為止，納入到直接稅改革清單的稅種就是兩個，一是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要走綜合制的道路。其二是房地產稅?，F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除了重慶和上海兩個城市之外，其他地方個人繳納的房地產稅是0。由0起步，在這個基礎上征多少稅，哪怕房地產稅率定為0.1%、1‰，它也是加稅。當這樣的改革進入到我們視野的時候，可以發(fā)現，它們的難度非常之大。

　　不過，考慮到中國必須發(fā)展實體經濟，考慮到中國企業(yè)稅負重的格局必須有所改進，也考慮到中國的稅收制度必須走和世界稅收制度發(fā)展相融合、相協調的道路，千難萬險，我們也得從腳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制、房地產要開征這樣一個路子開始起步，從而收獲既定的改革目標，同時又不加劇甚至牢牢守住不發(fā)生系統性區(qū)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華夏銀行行長張健華：

　　去杠桿關鍵要分清去誰的杠桿

　　中國的杠桿問題主要出在產業(yè)部門，居民家庭債務率不高，政府債務率安全可控。銀行業(yè)是否高？金融業(yè)是否高？按照中國銀行業(yè)整體的資本充足率來算，包括撥備，目前賬面上是足夠的，可以說是穩(wěn)健的。真正能夠用資產負債表承擔債務的就是銀行。

　　所以，要判斷我們的債務水平到底高不高，主要是看銀行，這是企業(yè)性質決定的；也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還是以銀行業(yè)為主，歸根到底，銀行穩(wěn)中國金融就能穩(wěn)住，銀行不穩(wěn)中國金融就會亂?，F在，中國的銀行已經大而不能倒了，杠桿率是否高需要細分對待。杠桿本身沒有罪，它的問題在于是不是會引發(fā)問題，我們現在關心的是杠桿是不是過高了。中國銀行業(yè)的杠桿率從微觀看并不高，同時我們也看全行業(yè)杠桿率，比如用全部銀行業(yè)的資本占總的賬表內總資產的比例，就可以簡單算出一個杠桿率。

　　所以，首先不要簡單評價有杠桿好不好，而是要看杠桿高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承受？第二，杠桿是否合理，怎么產生的，來源于什么？比如金融業(yè)現在談得很多的是金融同業(yè)業(yè)務，所謂金融去杠桿，那么金融同業(yè)業(yè)務是不是都該限制？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因為大家的業(yè)務和產品都不一樣，但每個機構都希望給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但是我沒有那么多牌照，我加強和信托、證券、基金等機構的合作，是否被允許？現在我在行內強調一點，未來華夏銀行的發(fā)展要貫徹國家“十三五”時期最新的發(fā)展理念，叫作開放共贏、共享，其中就包括合作，不應簡單地認為同業(yè)間合作就會導致產品復雜化。首先要看產品是不是真正復雜到最后誰都看不懂了，通常來說咱們的產品還沒有復雜到那種地步。監(jiān)管部門只要下點決心，就能查清責任和風險應是誰來承擔的。

　　核心問題是，有人說交易環(huán)節(jié)多了，底層資產的法律關系不清楚。那都是經過律師認定的，彼此之間做交易時，承擔什么責任是清楚和明確的，也是符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金融同業(yè)之間雖然也存在純粹的交易型產品，但并不多。而且，對哪些產品和業(yè)務進行限制或鼓勵應該區(qū)別對待。當我要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但又沒有相關產品和牌照的時候，就會去尋求外部合作。同時，我的客戶有不同的優(yōu)勢，一些小銀行可能會買我的資管產品或理財產品，因為它的放貸能力和資產獲取能力比我們低。有時我們又會跟其他信托合作，因為他的收益比我高。這樣的交易是否就放大了同業(yè)之間或者市場上的融資成本？某種程度上說，經過幾轉一定會加高成本，因為有通道費和中間費用，各自都要承擔一點，我承擔責任我一定要拿點錢，掙點手續(xù)費。但是大家別忘了，人家也不是白拿的，這樣就把一些產品和業(yè)務的法律關系改變了。這到底算是創(chuàng)新，還是算亂辦金融，或者金融亂象，這個一定要進行分析。

　　所以，我們應該慎重分析和對待具體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的問題，這是比較科學的做法。去杠桿到底是去誰的杠桿？來源核心還在于企業(yè)部門，除了國企的債務率高，還有平臺債務率高，這也是監(jiān)管部門擔心的。有一些項目不符合日常貸款要求，必須通過表外走一些非標資產項目，經過轉圈才能符合現在項目投資的規(guī)定，所以成本高是必然的，同時這個成本還能被接受，歸根到底還是需求拉動。供給有沒有這個責任？我們確實有這個責任，有這個義務。但是，最終還是實體經濟有需求，要用這個資金。配置是不是最有效，到底該配置到哪個部門，其實從市場經濟價格杠桿理論來說，如果市場是有效市場，價格是能夠反映資源配置效率的，是能承受高成本的，理論上來說效率是最高的。金融業(yè)去杠桿也好，加強金融監(jiān)管也好，需要細分金融的杠桿加在哪兒了。金融本身一定會有杠桿，無非是不要過度，不要超過金融安全的底線。(記者 金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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