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出口大國,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所占的份額不斷提升,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最近,在這些頭銜之上,中國又多了一頂桂冠: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
中國對外貿易始于先秦,盛于宋元,衰于晚清,經過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5年的快速發(fā)展,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創(chuàng)造了世界貿易發(fā)展史上的奇跡。雖然擁有了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身份,但是,我國對外貿易發(fā)展面臨新形勢、新挑戰(zhàn)更為艱巨。2014年全球經濟復蘇形勢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因素,我國貿易大國的桂冠還停留在“數量”上,未來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是否具備了與第一貿易大國相匹配的話語權?在“質量”上如何提升?從貿易大國走到貿易強國需要從何處升級?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2013年12月19日下午15點28分,濟南海關駐萊蕪辦事處辦結了一份普通的進口報關單。當時,并沒有人知道,隨著這張報關單的辦結,我國年度進出口總值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當然,也沒有人料到,這份普通的報關單,讓中國的外貿數字超過了美國,成了世界第一。
直至2014年3月1日,商務部宣布,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初步統計,2013年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商務部新聞發(fā)言人姚堅表示,雖然我國已成貿易大國,但下一步成為貿易強國仍任重而道遠。
定價權之困
“在整個外貿和產業(yè)發(fā)展中,‘大’是‘強’不可缺少的基礎。貿易強國的表現是擁有定價權和規(guī)則制定權,這方面我國還比較差,說明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還有一段路,需要先爭奪定價權,后爭規(guī)則制定權,必須經過兩個階段?!鄙虅詹繃H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如是說。
外貿大國的發(fā)展之路給百姓帶來的好處實實在在。統計顯示,對外貿易直接和間接帶動1.8億人就業(yè),中國平均每4個就業(yè)人口中,就有一個人從事和外貿相關的工作。
但是,對于貿易大國的身份,業(yè)內卻有不同的看法。
從世界經濟格局來看,中國是很多跨國公司的加工廠,跨國公司從外國進口東西,然后在中國加工,再出口到國外。一些專家表示,“大而不強”是我國對外貿易中顯現的突出問題。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的一半產值都僅是賺“打工費”,目前僅僅是“大”,離“強”還很遠。
國家發(fā)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直言,外貿強國一定是開放大國,擁有定價權、擔當權的開放大國。開放大國是價格的決定者,不是價格的接受者;是規(guī)則的執(zhí)行者,不是規(guī)則的接受者;是責任的擔當者,不是責任的推卸者;是逆周期的調節(jié)者,不是接受者。
那么,從貿易大國如何走向貿易強國?
梅新育分析認為,“從大到強”需要經歷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于國內市場有效需求相對較小,新興制造業(yè)只有通過打開海外市場才能充分發(fā)掘產業(yè)規(guī)模效益的潛力,才能實現較快發(fā)展。如汽車工業(yè)規(guī)模經濟突出,通常認為,在具備接近發(fā)達國家或新興工業(yè)化經濟體技術裝備水平的情況下,轎車廠最小有效規(guī)模為年產30萬輛;但在北京吉普公司成立前的1983年,中國汽車產量合計不過239886輛,即使全部內銷,再加上進口的25156輛,全年國內市場總銷量也不過265042輛,尚未達到一家轎車廠的經濟生產規(guī)模。而在缺乏品牌、技術和銷售渠道優(yōu)勢的條件下,為了打開海外市場,出口定價較低、用國內市場利潤補助開拓海外市場便成為常見策略。
第二階段是等到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取得巨大成就、國內經濟有了長足發(fā)展、國內市場容量大幅度擴張之時,國家就需要轉入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的策略,從而更快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就是需要從第一個階段轉向第二個階段。
“大”與“強”并不矛盾
從1978年排名世界貨物貿易第32位,到今天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我國走過了35年的時間。當然,“貨物貿易第一”,還只是對“數量”上的認可。相對于美國,中國服務貿易目前不到美國的一半,而且是全球最大的服貿逆差國。服務貿易軟實力是短板,成為制約中國成為貿易強國的最大硬傷。
張燕生也說,我國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較強的配套能力,迅速成為國際產業(yè)的生產基地,但企業(yè)競爭力還不強,品牌還不多,話語權相應地也受到限制。
如何從貿易“大國”發(fā)展為“強國”,迅速上升為輿論熱點。對此,梅新育向記者表達了如下觀點:“現在國內有一種傾向,即將貿易大國與強國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科學的,這兩方面并不矛盾。沒有較大的經濟規(guī)模,難以在較長時間內可持續(xù)地支撐貿易強國的地位。沒有‘大’不可能‘強’。在這點上,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經濟史都可以說明。”
梅新育表示,無論是對于消費者還是對于生產者,一個強大的國內或者地區(qū)市場可以賦予多方面的利益與優(yōu)勢。
與張燕生在“定價權”上的看法相一致,梅新育認為,貿易規(guī)模小的國家在國際市場上通常是價格、交易條件和市場容量的被動接受者,國內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廣度,中央銀行難以持續(xù)開展大規(guī)模公開市場操作沖銷資本流入等外部經濟沖擊,因此抵抗外部經濟周期波動和危機傳染的能力較弱。
“大國則擁有較強能力通過大規(guī)模沖銷干預、啟動國內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經濟沖擊,消除外部危機傳染的影響,從而使本國經濟周期運行與外部經濟環(huán)境不同步。這樣,其他條件相同,同樣是高度國際化的企業(yè),母國為大國的企業(yè)同時擁有周期不同步的母國市場和外部市場,母國為小國的企業(yè)所擁有的則是周期同步的母國市場和外部市場,前者銷售可以東方不亮西方亮,收入將穩(wěn)定性較高,波動性較低?!泵沸掠f。
因此,在外部市場遭遇危機沖擊之際,作為貿易大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將賦予中國產業(yè)及對外貿易的優(yōu)勢,即出口企業(yè)能夠借助國內市場彌補出口市場損失而渡過難關,從而贏得相對于海外競爭對手的優(yōu)勢。
然而,成為貿易大國并不意味著可以對中國經貿形勢高枕無憂。正如張燕生向記者所言:“我們下一步是走向貿易強國,還是會被邊緣化,面對新的經貿規(guī)則是選擇對抗,還是變更?”
全面看待“賺加工費”問題
外貿作為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之一,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促進就業(yè)、推動產業(yè)升級、緩解國民經濟發(fā)展制約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并不能回避一個現實:中國貿易盈余主要來自占外貿總額較大比例的加工貿易,而更多的輿論詬病則指向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的一半產值都僅是“賺打工費”這個問題。
對此,梅新育坦言,在“賺加工費”方面,走到了極端也是錯誤的。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要旨是提升加工貿易商品的層次,以及增加加工貿易在中國境內的增加值,最終提高中國在加工貿易全球價值鏈上所獲收益份額。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提升加工貿易商品的層次,或是創(chuàng)建自己品牌,亦或是延伸增值鏈條,還是兼顧內外貿易,都是從整個地區(qū)、整個國家的層次上講的,不等于在微觀層次上所有企業(yè)都要走上這樣的道路。
“我們不是要徹底改變現行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體系,而是要改變這個體系的收益流向。假如說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前我們100%的企業(yè)是為海外公司、海外品牌做貼牌,轉型后倘若我們出口規(guī)模沒有縮小,在世界市場的份額沒有下降,仍有95%企業(yè)是在做貼牌,但80%的量是給中國公司、中國品牌做貼牌,那么,這就是巨大的成功?!泵沸掠f。
梅新育認為,在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中,政府不要強求所有企業(yè)都走自創(chuàng)品牌的路,企業(yè)也不要都選擇走自創(chuàng)品牌道路,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量力而行;已經積累了足夠實力的企業(yè)可以選擇自創(chuàng)品牌在國內外市場打天下,對尚不具備相應實力的企業(yè),政府要推動、鼓勵它們?yōu)橛袑嵙Φ淖灾髌放破髽I(yè)配套、貼牌加工,抱團打天下。
金融杠桿效應不應忽視
在對外貿易領域,人民幣升值始終是貿易大國之間角力的焦點。據一項調查顯示,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出口企業(yè)中,90%多不了解有哪些方式可以規(guī)避匯率風險,即使了解也沒有主動參與的意識。由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具有全局性,國內出口企業(yè)都無一例外會受到影響,只是影響程度不同而已,提高企業(yè)的匯率風險意識已是當務之急。
因此,伴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進程加速,迫切需要更多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服務產品,以滿足出口企業(yè)規(guī)避匯率波動風險的要求。
梅新育建議,在爭奪定價權的過程中要充分發(fā)揮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影響力。
“我的意思是不僅僅局限于常說的期貨市場之類,而是發(fā)揮我國國內金融市場對整個商品市場的影響。比如說,我國國內某些債券品種出現違約風險,這一風險迅速從中國國內金融市場傳導到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銅、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備受沖擊,且沖擊還在進一步深化之中,賣方談判地位極度削弱。在景氣時期,我國力圖爭奪這些商品定價權而不可得,現在的這種金融風險卻從另一方面給我國爭奪商品市場定價權創(chuàng)造了機會。不一定是要在景氣時期才能取得定價權,蕭條時期也可能成為爭奪定價權的機會?!?/p>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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