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在自家后院耕耘文字，自得其樂

《賞心樂事誰家院》,鄭培凱 著，文匯出版社2017年7月

一

最早聽說顧炎武（1613-1682）寫《日知錄》，是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知道他是大學問家，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明末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后來還知道他寫過《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以及一些音韻訓詁的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經(jīng)世博學開創(chuàng)了清代樸學的實證風氣。這些知識都是聽一位長輩介紹的，還說顧炎武有一副對聯(lián)：“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顯示讀書人的風骨與抱負。顧炎武著作等身，都與經(jīng)世濟民有關，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聽長輩諄諄教導，說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很是激昂慷慨，作為后生小子，雖然心向往之，想看看《日知錄》，卻懾于顧炎武學問太大，沒敢到圖書館去借閱。

到了高中，讀書漸多，才知道那副擲地有聲的對聯(lián)不是顧炎武作的，是他的本家前輩明末東林書院顧憲成（1550-1612）所撰，也由此憬悟，耳食的知識不太可靠，必須眼見為實。于是，到圖書館去借了幾冊《日知錄》，還記得是老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每一冊都薄薄的，比手掌略大一點，總共大概有十幾二十來冊。翻開《日知錄》，發(fā)現(xiàn)這是部記錄讀書之后考證與隨感的學術札記，經(jīng)史子集無所不包，林林總總，博大精深?！度罩洝返摹赌夸涱}辭》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有改定”?！端膸烊珪偰刻嵋吩u論《日知錄》，說：“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jù)浩繁，而牴牾者少。”顧炎武的讀書法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要博讀群書，讀書必須“心到手到”，若有心得就寫成札記。札記是“為己之學”，不急著發(fā)表，以后遇上新材料，也不可“臆必固我”，要能隨時修正不太妥善的論點。

顧炎武形容他寫《日知錄》是“采銅于山”，像礦工一樣，在群書的山巒之中開礦，以辛勞的汗水，披沙揀金，孜孜矻矻飽覽群籍，日日夜夜爬梳書牘，獲取有用的寶貴知識。他讀書問學的方法對我影響很大，覺得做學問寫文章，第一先要多讀書，其次要讀得透徹，再來要有自己獨到的心得，絕對不可“天下文章一大抄”，假充學問家。寫文章要有內容，而且是溫故知新確有自身體會的內容，絕對不能像《孟子》描繪的齊人，每天到墳上去乞食，饜足了酒食，回家還要“驕其妻妾”，當一個恬不知恥的學術乞丐。然而，學海無涯，就如莊子所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怎么辦呢？

據(jù)說顧炎武曾有名言“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反映了他好學的精神，然而他并不是漫無目的去求知，像書蠹蟲那樣死啃書籍，貪多嚼不爛。他曾寫過一篇《廣師》，指出自己學問有不及友朋之處，需要與益友切磋砥礪，以增長見聞：“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jīng)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志伊；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也就是說，以一人之力，不可能窮盡天下之學問，何況《禮記·學記》早就說過“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每個人的性向與興趣都有獨特之處，順應自己的個性，追求適合自己的學問，就能在不同的知識領域有長足的發(fā)展，超越群倫，有所建樹。

讀書求學的過程中，能夠遇到良師益友，“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實在是人生之大幸。我高中決定報考文科，進大學研習文學，是因為我在青年成長階段結交了一批愛好文學的朋友，接觸到文學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觸動了我青春的稚嫩心靈，日積月累，終于決定以寫作為終身職志?；蛟S這只是文藝青年涉世未深，不懂世事艱難的沖動，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警告我詩人歷來半生蹉跎，一事無成，還是攻讀理工是實際的謀生之道。我天生個性倔強，又值青年叛逆的成長階段，執(zhí)意要研讀西洋文學，與父親約法三章：考不上臺大文學院，就不讀大學，自謀生路當工人去；上大學不用家中一文錢，自籌學費；我的人生自己規(guī)劃，不需要父親為我操勞?；叵肫饋?，年輕時候的叛逆頂撞確實任性，一定傷了父親的權威與尊嚴，違背了傳統(tǒng)“孝者順也”的標準，而沒被趕出家門，倒顯示了父母的睿智與愛心。一方面是他們寬容大度，另方面也反映了時代變化影響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可以勉強接受兒女自主的決定，不再認為那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為。準備高考的高三時期，我有幸得遇兩位名師，國文老師祝茂如先生與英文老師周復先生，兩位老師都認為我在語文方面有特殊天賦，指點我閱讀中外名著，鼓勵我創(chuàng)作詩文，為我奠下了堅實的文史基礎，讓我進入臺大外文系之后游刃有余，除了旁聽葉嘉瑩老師的古典詩詞，還同時兼修了歷史系的課程，拓展了我的視野與興趣。

回顧我在大學四年的求學經(jīng)歷，主要是廣泛閱讀一切領域的知識，和志趣相投的同學讀書論學。對本科的無聊課程，能逃課就逃課，到處旁聽各個院系的課程，除了醫(yī)學院、工學院及商學院沒去過，其他如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大概都有過我的蹤影。大多數(shù)是聽了一堂就再也不去，卻也有持續(xù)一整個學期的，如森林環(huán)境、造園學、酒類釀造等課程。研讀中外文學、哲學、史學之外，還擔任兩種?？奈乃嚲庉?，參與當時在臺灣風起云涌的現(xiàn)代詩運動。創(chuàng)作現(xiàn)代詩，使我特別關注從古典詩詞到現(xiàn)代白話詩的文字轉型，執(zhí)迷于中國文字的結體與意涵，對每一個字含意的來龍去脈與可能衍生的現(xiàn)代語意，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始終不喜歡傳統(tǒng)的文字訓詁與音韻學，感到枯燥無味，缺乏學問新知所能提供的無限驚喜，覺得那是一種對傳統(tǒng)骸骨的迷戀，無助于勃發(fā)現(xiàn)代文化的生機，但是，我畢竟還是相信傳統(tǒng)樸學最關鍵的一個道理：讀書必先認字?；蛟S從小對顧炎武的崇敬，一直在潛意識中引導我的思維，使我在追求現(xiàn)代性文化的過程中，從來不曾加入一些思想激進的同學行列，大言不慚，隨意套用黑格爾的話語，聲言已經(jīng)揚棄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

真正下決心研究學問，走上學術的道路，是在大學摸索了三年之后的事。這過程也是追尋自己興趣的歷程，可說經(jīng)過了“轉益多師”的磨礪，像古代學佛的僧人，走訪名山大川，希望能夠遇到點傳開悟的禪師。在外文系對我多所啟發(fā)的有朱立民、余光中、王文興，指導我研讀美國文學、英詩與二十世紀英美小說。我也曾研習當時流行的“新批評”理論與實踐，探究文本的結構與意象象征，多少有點像搬弄概念游戲，令我質疑文學研究的意義，而決定改變專業(yè)，以歷史文化研究為追索的方向。在中文系聽過《詩經(jīng)》《尚書》，對我影響最大的卻是葉嘉瑩老師，或許是因為古典詩詞完全符合我的脾性，但更因為葉老師講課的無窮魅力，讓我覺得詩詞展現(xiàn)的審美意境，是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歷史系的課程最終開啟了我學術研究的方向，得要感謝李濟與許倬云兩位老師，讓我對考古人類學發(fā)生了興趣，也對歷史研究要結合文獻與出土文物的二重研究法有了初步的認識。

二

十年前我和一群鉆研中日文化交流的朋友，成立了“東亞文化交涉學會”（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East Asia），推展東亞地區(qū)歷史文化交互影響的研究，特別關注十六世紀早期全球化以來，東亞文化交流的內容開始錯綜復雜，摻入了西方因素，成了現(xiàn)代東亞文明步入全球化，卻又各具特色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在北京舉辦第九屆年會之際，學會希望出版一份年會場刊，邀請我談談自己的學術道路，發(fā)給我一份詳細的問卷。我從問卷提出的議題中，發(fā)現(xiàn)學界對我多元多樣的研究面向十分好奇，隱約感到其中有一種內在聯(lián)系，希望我能從跨學科方法論的角度，探討我的治學方向。

這份問卷相當有趣，雖然涵蓋的只是我在近十幾年出版著作中的研究課題，卻也反映了現(xiàn)代學術專業(yè)化之后學術同行的困惑，認為我研究的課題各有其專精的范疇，卻又像下跳棋那樣，從這個領域跳到那個領域。表面上似乎毫不相干的學術課題，為什么會吸引我去研究呢？我且把問卷列在下面，再做些回應：

一、 您的研究涉及明代戲曲、茶、陶瓷、電影，乃至非物質文化的口傳心授等諸多問題，這些研究在題材、時間、領域上都是具有一定的跨越性。請問這些研究之間是否具有某些內在的關聯(lián)或者一致性？您這種“跳躍式”的研究背后，除了“有意思”之外，更深層的動機和思考是什么呢？進而言之，是否有一條或幾條問題意識的紅線始終貫穿在您以往的學術研究當中？

二、您獨辟蹊徑地選取湯顯祖，作為進入晚明文化的通道，是如何從“文化美學”這個“方法論”上展開闡釋的，能簡單地介紹一下嗎？

三、我們知道近代以來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您認為作為士大夫的湯顯祖和他的戲曲創(chuàng)作，乃至實存的人生經(jīng)驗，給今天的人們提供的有意義的啟示都有哪些？

四、如何運用現(xiàn)代以來的學術方法和理論，挖掘、整理、重構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和文化因素，您的研究展示出一種高超的“道”“器”結合的典范—在深刻理性的同時，呈現(xiàn)出強烈的文人氣質，且行文頗具文學性，對此您可否談談您的心得？尤其是對于文史領域的青年學者如何展開研究、著文，請您從自身的研究出發(fā)談一下您的經(jīng)驗和矚望？

五、東亞文化交涉學會自成立至今，您曾擔任第五屆會長，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全球史觀與東亞的知識遷移”，請您對此談談您的認識和感想？

說到我的學術研究，一般人會從我二十年來出版的著作來考慮，就是湯顯祖研究、明代戲曲研究、茶文化、陶瓷下西洋、電影的人文精神、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經(jīng)典翻譯等等，有的是思想史與文化史研究，有的屬于文學與藝術史，有的是電影評論與理論，有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有的是跨文化的翻譯學，時代跨度很大，學術分科的領域相當不同，有些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實，表面上的“跳躍性”，內里是有其相關的邏輯，有一條我個人問學道路的邏輯，要從我開始從事學術研究的脈絡說起。

認真說起來，我從事學術研究，并不是想當一名學者，而是要解決我內心的知識困惑，要回答心底難以遏抑的求知欲望，想要理解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走向，知道我活著到底有什么存在意義。我對人類文明有既定的假設，認定了個人生命意義與歷史文化有關，在相當程度上，呼應張載的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然并不完全贊同他那種圣者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假如人類生命的意義與歷史文化有關，到底是怎么個有關法？假如我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物欲橫行的時代，既不想當政治領袖，又不相信哲學家可以解決人類文明前途的困境，我可以做什么？

我的諸多興趣，是怎么來的？是天生性格的潛在DNA就已經(jīng)決定，還是后天文化熏陶所致？又是在什么樣的歷史環(huán)境中誘發(fā)出來？與相類似的別人有什么不同？對興趣的追求，應該是“為己之學”，為什么會有社會意義？為什么會引發(fā)別人的注意，甚至要我述說學術追求的心路歷程？我讀書思考，經(jīng)常會從古人的生命處境中得到似曾相識的（deja vu）感悟，還會從腦海深處，下意識地跳出“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詩句，引出充滿詩意的聯(lián)想。讀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哲學論述，有時也會聯(lián)系到中國經(jīng)典的哲思，甚至有點不可思議的是，會聯(lián)想到晉唐書法的遒勁開張。這種天馬行空式的思維轉換，并非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天成的涌現(xiàn)，好像陽明學說強調的“活潑潑地”，總不可能完全是“良知本能”吧？其中一定牽扯了我自己的生命歷程，以及成長過程中浸潤的文化影響。

三

我雖然在青島出生，卻在臺灣長大，從小就對中國近代歷史文化的理解充滿了懷疑與好奇，對中共的崛起及國民政府退居臺灣一隅感到費解，對臺灣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就是我成長的時期）的反共教育與禁書政策極為反感。我喜歡古典文學，同時熱愛文藝創(chuàng)作，聽長輩說起五四以后的新文學及電影，心向往之，卻因左翼文藝是共產(chǎn)黨的同路，在臺灣一概全禁，不能看魯迅、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等，不知道曹禺、艾青、穆旦，只能讀朱自清、徐志摩、梁實秋，感到一種茫然的挫折與氣悶，覺得生命只是社會牢籠的囚禁。當時我熱衷現(xiàn)代詩寫作，并參與現(xiàn)代實驗劇場的活動，追隨臺灣現(xiàn)代派的“橫的移植”文藝潮流，沉浸于法國存在主義哲學，以抗拒國民黨提倡的反共文學。所以，當我選擇大學讀文學專業(yè)，考的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研讀西方文學，學了一套當時流行的“新批評”文本細讀分析方法。因此，對文本的字斟句酌成了我的基本訓練，但卻對文學研究不理會歷史文化背景與思維語境感到不滿，轉而研習歷史學，印象最深刻的是研習上古史，受到李濟與許倬云兩位老師的啟迪，思考非文獻的考古資料如何展現(xiàn)歷史生活的實況，擬想物質生活與精神文明發(fā)展的關系?；仡櫸掖髮W的求學經(jīng)驗，對學問的興趣，只是個人生命意義的追求，是要了解：社會的生態(tài)變化如何影響了文化思想與文藝創(chuàng)作，藝術審美與歷史文化變遷到底對我有什么意義，又展現(xiàn)了什么樣的文明進程。更進一步想理解，文學與藝術的杰作為何可以超越時代的限制，成為后世崇尚的不朽著作，為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

我一九七〇年負笈美國，師從夏威夷大學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郭穎頤教授，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研究從晚清到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變遷，特別關注文學與社會變化的互動關系。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間，為了滿足被長期剝奪的閱讀自由，幾乎夜以繼日，孜孜不倦，遍讀美國各地圖書館能找到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材料，開始了海闊天空、不受羈絆的知識追求道路。在毫無功利的泛讀過程中，我覺得周作人對晚明文學的崇尚，涉及晚明時期出現(xiàn)個人主體覺醒的集體意識，是中國文化轉型的前兆，也就開始思考晚明文化的世界史意義。一九七二年我進入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受到法國年鑒學派與布羅代爾研究十六世紀環(huán)地中海區(qū)的影響，興趣轉為探索晚明以來中國文化與思維的歷史波折，思考早期全球化過程中世界歷史重心轉移到西方的變化。先是研究李贄與泉州海外貿易的歷史背景，后來又研究湯顯祖與晚明戲曲發(fā)展的關系，希望聯(lián)系起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個人主體思維探索、文藝創(chuàng)作創(chuàng)新、戲劇演藝跨越不同社會階層等課題，想借著具體的歷史案例，探討文藝審美風尚發(fā)展的文化意義。

在耶魯大學期間，我跟隨鮑默（Franklin L. Baumer）教授，認真研究十六世紀以來的西方思想史，想弄清楚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潮的脈絡，特別關注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現(xiàn)代發(fā)展，專注于盧卡奇與布萊希特對古典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沖突，希望藉此建立一個比較文化的參照系，深入理解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結構性意義。由此接觸了新馬克思主義對異化與人道精神的探索，翻轉了馬列教條式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觀點。又因經(jīng)常受到導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與余英時兩位先生的耳提面命，開始細致考察不同歷史階段各種社會階層的生活經(jīng)歷，進而思考歷史浪潮中每一個具體個人的生命意義，不再以概念化的分析手段去研究歷史，而是設身處地，去理解歷史人物的真實生命歷程。

一九七六年我第一次探訪中國大陸，想親炙我出生及研究的神州大地，居然被臺灣政府視為左派異端，吊銷了我的護照，使我在美國流亡二十年，直到一九九〇年底才能回臺探望父母。二十年流亡的生活經(jīng)歷，讓我深刻體會，身為中國人，要隨時提防政治迫害無孔不入的霜刀冰劍，也明白了明遺民在流離困頓之中堅持的精神支柱與追求，相信只有通過個人不懈的努力，讓文化種子得以妥善保存，讓優(yōu)秀的藝術傳統(tǒng)得以持續(xù)，才能發(fā)揮自己生命的意義。顧炎武的生命歷程，先是直接參加抗清活動，后來為了延續(xù)文化傳統(tǒng)的元氣，轉為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對我有了嶄新的啟發(fā)意義。王勃《滕王閣序》有句：“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講的也是這個意思。從一九八〇年開始，我穿梭于哈佛、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之間，聯(lián)系各校師友，參與香港出版的《抖擻》學刊，之后更創(chuàng)辦《九州學刊》，鼓勵美國華裔學者以中文發(fā)表學術觀點，整合美國的漢學研究。我生活在人文薈萃的紐約，除了在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研究湯顯祖、晚明文化與戲曲，日常接觸的是西方歌劇與各類藝術表演，同時也接觸到一批修復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老電影，又對港臺及大陸的“新浪潮”電影發(fā)生興趣，也就很自然地寫起電影評論，研究中國電影的歷史文化背景與人文精神。

臺灣結束戒嚴之后，一九九一年春季我回母校臺大講授“明代文化意識史”，綜合探討明代三百年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意識演變的關系，全面融入一切明清文獻（包括戲曲小說）與書畫園林實物遺存，探索明代的生活環(huán)境與精神心態(tài)。同時也開始研究茶文化自唐宋以來的歷史轉折，企圖厘清茶道的傳承，分析茶飲的物質性習俗與精神性禮儀的關系，并由此對陶瓷茶具的物質文化與審美品位發(fā)生興趣。一九九八年我來到香港創(chuàng)辦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規(guī)劃中國文化教學的新方案，策劃全方位的中國文化講座，同時自己投入茶文化、陶瓷下西洋、昆曲傳承等大型研究項目，結合了文化意識史與物質文明史的研究。當今學術研究出現(xiàn)專業(yè)范疇過于單向鉆研的偏差，使得不少學者呼吁“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法，其實與古人強調的“文史不分家”有異曲同工之處。我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教育值得借鑒，必須文史哲兼通，結合現(xiàn)代西方的實證主義探索方法，才能高屋建瓴，達到跨學科研究的理想成果。

我的問學之道是曲折的，一開始并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只是順著自己的強烈求知欲望，不斷追求與探索引人入勝的知識領域。人生道路不可能規(guī)劃清楚，更難以避免無妄之災帶來的挫折與困頓，因此，我遭遇的顛沛流離不應該是年輕人學習的樣板，也不可能作為榜樣來復制。我只是堅持“天生我材必有用”，從未放棄理想與學習，相信“為己之學”，居然因緣際會，一生得到無數(shù)師友的提攜，走到今天。我探索表面上完全不同的學術領域，一方面是因為自己興趣廣泛，另一方面則是隱約感到不同領域的學問，都是息息相關的，都涉及審美追求對文明發(fā)展的意義。湯顯祖成長的晚明社會，文化人都有澄清天下的道德期許，然而官場現(xiàn)實的利欲熏心與蠅營狗茍，很容易就讓人腐化，迫使湯顯祖做出堅守節(jié)操的選擇，開創(chuàng)文學戲曲的新天地。湯顯祖的現(xiàn)代啟示，和陶淵明與蘇東坡的選擇類似，面對自己的人生選擇，是道德節(jié)操的決定，也是自己人格塑造的審美追求，與人類追求美好的理想是分不開的。中國文化在精神與物質領域的審美追求，如何在歷史發(fā)展中具體展現(xiàn)，以及個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美學”貢獻又如何啟迪后世，是我一貫關心的問題，或許也就是串起我跨越文學、哲學、歷史、藝術不同領域的“一條紅線”。

我一九七四年開始研究湯顯祖，或許是個“歷史的偶然”，然而，四十年來我一直研究他展現(xiàn)的文化意義，并由此延伸出歷代審美追求的課題，卻是我從未間斷的“為己之學”選擇。我從湯顯祖身上看到了中國文化的耿介高潔，從他的人生挫折學到了如何堅守文化與道德理念，從他的生花妙筆看到文人可以“立言”，可以為文化與藝術創(chuàng)造光輝燦爛的風景。贊頌湯顯祖不畏強權、獨立自主的偉大人格，是我的歷史體會，也是從未動搖的文化信念。我皓首窮經(jīng)，卻關心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希望人們浸潤美好的生活環(huán)境與人生體驗，學習傳統(tǒng)中追求優(yōu)美的品質，提高人們的審美品位，祛除利欲熏心的貪婪想念，讓社會不再沉淪。中國文化經(jīng)歷了近代的天崩地解，面臨信念喪失的危機，必須從歷史文化的研究中重新體會古人也曾面臨的危機與挑戰(zhàn)，建立自己的獨立人格與自信，才能無負于傳統(tǒng)留給我們的文明精華。

我一直探索的近代歷史進程，是從十六、十七世紀早期全球化到二十世紀的全面全球化。這個歷史階段，涉及全球經(jīng)濟的變化，影響東亞思想文化與物質文明的流動，更促成西方政經(jīng)軍事與文化霸權的興起，統(tǒng)治世界達兩個世紀之久，可以從各個不同角度探索其沖擊東亞文明的意義。俗語說，眾人拾柴火焰高，學問研究也是如此。這四百年來的世界史，因東亞文化傳統(tǒng)轉型的動蕩波折，出現(xiàn)人類文明發(fā)展中令人矚目的契機，是需要我們努力思考與發(fā)掘的。

四

感謝上海新華發(fā)行集團與文匯出版社，特別是《書城》雜志執(zhí)行主編顧紅梅女士，敦促我把近十幾年所寫的隨筆札記與序跋文字結集成書。這些文章有長有短，大多數(shù)是讀書思考的心得，也有四方游歷的記錄，都是我生命歷程的展現(xiàn)，有感而發(fā)，沒有徒托空言的應酬文字。也要在此感謝董橋兄邀約我為他主編的星期日《名采副刊》撰文，才有書中許多關于歷史人物的篇章。至于大量的序跋，則是我在負責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期間，為策劃各類研究叢刊以及藝術展覽圖錄所寫，反映了我規(guī)劃中國文化教學架構的想法，致力于提升大學生的文化修養(yǎng)與藝術品位。

這套書的資料收集整理，頗費了一番心思，遷延逾年，得感謝《書城》編輯部同仁的耐心，不厭其煩為我編排設計，以期呈現(xiàn)比較完整的面貌。其中《多元文化與審美情趣》，涉及茶道、昆曲、園林與人文風景的文化審美追求；《歷史人物與文化變遷》，反思歷史人物的具體歷史處境，希望藉此探討文化變遷展現(xiàn)的歷史意義轉變；《文化審美與藝術鑒賞》，則從具體評論學術著作與藝術展覽，反映了我個人對學術文化及藝術實踐的觀察與期望。

至于我自題的總名“賞心樂事誰家院”，當然是取自湯顯祖《牡丹亭·驚夢》中杜麗娘小姐唱的“皂羅袍”一曲：“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湯顯祖和莎士比亞一樣，都是善于轉化古人名句的天才，經(jīng)常扭轉陳詞濫調為錦繡文章。“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是古人已經(jīng)用濫的詞語，但是經(jīng)過湯顯祖生花妙筆一揮，多了“奈何天”與“誰家院”，就出現(xiàn)了幽深無限的曲折變化，點鐵成金，氣象萬千?！峨蹰w序》中，有“四美具，二難并”的句子，“四美”指的是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指賢主、嘉賓難得。典故來自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王勃用典的方式很靈活，借用謝靈運的文章，把難并的“四美”拆開來，說“四美”都已具備，又說賢主、嘉賓都已蒞臨，“二難”并在。本來是四美難并，經(jīng)王勃一扭，成了四美俱在；湯顯祖再做了一番文字扭轉，就刻畫入微，點出了杜麗娘生命的困惑，青春美麗易逝，不知芳華淪落誰家。

我借用“賞心樂事誰家院”作為書名，另有典故，靈感來自周作人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可算是敝帚自珍，在自家后院耕耘文字，自得其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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