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語出宋代蘇軾所著《范增論》中的“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而其意則遠紹《荀子·勸學》“肉腐出蟲,魚枯生蠹”的論斷。按字面意思,荀子之論是說魚餒肉敗,就會生蛆蟲,蘇軾廣其意,推論凡物必先朽腐,爾后方有蠹蟲滋生。語中“物腐—蟲生”的物象關(guān)聯(lián)不僅揭示了“物類之起,必有所始”的因果之鏈,而且還隱含了許多深刻的哲理。
首先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的求諸己。物先腐而后蟲生,意味著事物的毀滅往往釀生于自身,物自敗,爾后生機失,物不腐,蟲何生?事物興衰存亡,內(nèi)因是決定性因素。由此推及人事,古代哲人尤其強調(diào)求仁在己,禍福在我。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短住吩唬?ldquo;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些都強調(diào)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如果放棄了這種主宰,就是“自侮”,必然導向“自毀”,意味著“不可活”的自取滅亡。故中國古代哲學堅決拒絕“自暴自棄”,“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而大力倡導“萬物皆備于我”的“強恕而行”,即不斷自我省視、自我激勵與自我進取的自我造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這類“人能弘道”的主體精神,正是宣揚事當由己時的功外加功,宣揚不自侮而自強,從而永葆生生不息之生機。
其次是修身固本的道德修持。中國古代哲學認為,凡有生氣者,皆有其生生之機,一旦失其根本,則生機阻斷,覆毀朽爛而蟲生;人作為萬物之靈,“德者本也”,有德,則人性充實而輝耀,所謂“德潤身,富潤屋”,有德之潤,使“身”健碩而有活力,更使生命呈現(xiàn)蓬勃向上、止于至善的盎然生機。相反,如果人無德,則立身無基,進退取予失據(jù),悖逆橫暴無所不作,必然是“邪穢在身,怨之所構(gòu)”,進而“怠慢忘身,禍災(zāi)乃作”,是所謂“自侮而人侮之”,陷入物先腐而蟲生的自毀之路。有鑒于此,古代先哲特別強調(diào)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強調(diào)修身在于“養(yǎng)心”,在于以“天理”“良知”來規(guī)訓、指引人的欲望,在于日常生活中真正正心誠意的“為仁由己”,并由此來充溢人的固有“四端”之心,達致純乎良知之域、道德完善之境,使人大本堅固,身潤而神強,從而防止、杜絕“邪穢在身”的朽敗。
最后是“君子慎其所立”的憂患意識。荀子在揭示“肉腐出蟲,魚枯生蠹”的物象時,曾深刻辨明“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即事物的發(fā)展自有其漸進的過程和內(nèi)在的必然邏輯,人事也不能例外,善因結(jié)善果,惡行釀禍災(zāi),所以荀子強調(diào)“慎所立”。這正是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注重的憂患精神:“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這種憂患并非杞人憂天的悲觀怠惰,而是前瞻致遠的“遠慮”,是居安思危的警覺,是防患于未然的警惕,“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中庸》)慎獨是憂患精神生動的道德實踐,它突出的不僅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的高度自持,更是“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滋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的極度自警,從而在“物類之起,必有所始”處即預(yù)為之備,以根絕“怠慢忘身”,使大德生生,暢流不息,君子自強不已,自無墮落、覆滅之患。
概言之,“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的論斷有著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這句話,其后又多次引用,體現(xiàn)出強烈的憂國憂民、治國安邦的政治情懷,以及謀之深遠與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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