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的不是中國瓷器史,而是以宋元明清為時段、以御窯及其瓷器為主線的中國瓷器文化史。為什么選擇御窯千年及其瓷器進行講述呢?
瓷器是中國的一項創(chuàng)造,也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一個貢獻。以一件器物即瓷器(china)和中國(China)在西方為同一單詞,這是僅有的、唯一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知道瓷器,也都應當有一點瓷器文化與藝術的修養(yǎng)。中國瓷器的出現(xiàn)時間,學界說法不一:有說兩漢,有說魏晉,有說唐朝,也有說五代。至晚是在唐朝,瓷器已很發(fā)達。這有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發(fā)現(xiàn)越窯秘色瓷窯遺址,陜西西安法門寺出土秘色瓷器,海上考古發(fā)現(xiàn)大量唐代外銷瓷器等,文物多例,均可作證。
御窯,以國家之財力,盡天下之資源,聚全國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曾經(jīng)燒造出不可勝計的精美絕倫的瓷器——在當時供皇帝宮廷專享,體現(xiàn)皇家之天寵尊貴與千載一得;而作為文化禮品和貿易使者,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禮儀四邦與藝術魅力。御窯瓷器經(jīng)皇朝興替?zhèn)鞒?,以不同方式流轉,如今已經(jīng)成為全民共有共享的國家財富、文化遺產,并且已經(jīng)成為人類共有共享的文化財富、藝術珍品。故宮博物院現(xiàn)藏瓷器367000余件,多出自官窯,數(shù)量驚人,極其珍貴。由是,我關注御窯與瓷器的歷史。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賜名景德鎮(zhèn);景德鎮(zhèn)開始“奉御董造”官用瓷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在饒州設置瓷窯博易務,就是瓷窯稅務所;元朝在浮梁設立國家磁局,明朝在景德鎮(zhèn)設置御器廠,清朝則設立御窯廠——總算起來,御窯歷史,約有千年。民窯歷史,則更綿長。千年御窯歷史,中華文化自信,從中可以吸取多元寶貴借鑒。
閻崇年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著名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有:專著《努爾哈赤傳》《清朝開國史》《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本)《康熙帝大傳》等,論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煥研究論集》《滿學論集》《清史論集》《閻崇年自選集》,今年出版25卷本《閻崇年集》等。
壹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國工匠
在帝制時代,建筑、舟車、武備、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工匠”,《說文解字》:“工,巧飾也,象人有規(guī)矩”;“匠,木工也。從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規(guī)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為難得。但遺憾的是,中國舊文化史對工匠尊重不夠,“士農工商”四民中,“工”居第三位,其社會地位,既不如士農,也不如商賈。重道輕器、厚士薄工——重道厚士可嘉許,輕器薄工應反思。在“二十四史”中,以紀傳來說,帝王和將相是人物傳記的核心,官員和士人是人物傳記的主體,除《元史·工藝列傳》外,工匠入傳,其他諸史,一概鮮有。如明朝杰出的木工蒯祥、石工陸祥,為人寬厚,技藝卓絕,雖官至工部侍郎,《明史》卻未入傳。
清代景德鎮(zhèn)工匠多時達10余萬人,制瓷工藝多至72道,每一道都離不開工匠。千年御窯歷史,涌現(xiàn)杰出工匠。講一個故事:明朝萬歷年間,皇帝諭旨:景德鎮(zhèn)御窯燒造大龍缸,并派太監(jiān)潘相督陶。這尊大龍缸,體量大,技藝精,難度高,時限緊。太監(jiān)潘相傳旨:克期完工,完美無疵,奉送北京,否則斬首!御窯工匠,全心全力,夜以繼日,燒成一爐,微有瑕疵,再燒一爐,或有璺,或變形,反復燒造,全都失敗。太監(jiān)潘相,督責更甚。御窯的工匠,或受呵斥,或遭鞭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萬般無奈之時,萬計無施之刻,窯工把樁(領班)師傅童賓,為燒成大龍缸,為工友的安全,面對熊熊窯火,縱身一躍,投入烈焰,以身殉職。當日熄火,翌日開窯。巨麗龍缸,豁然出窯。而童賓,身軀化作青煙,靈魂升上天空。童妻痛哭收尸,奠酒三祭,葬鳳凰山。鄉(xiāng)人感泣,尊為窯神,立祠祭祀。在今景德鎮(zhèn)市古窯民俗博覽區(qū)廣場上,矗立窯神童賓銅像,高9.9米,重8.8噸,通高15.9米,莊嚴肅穆,氣勢雄偉。這個故事,感動天地,哀泣鬼神。正如清朝督陶官唐英所說:“一旦身投烈焰,豈無妻子割舍之痛與骨肉鍛煉之苦?而皆不在顧,卒能上濟國事,而下貸百工之命也,何其壯乎!”(唐英《火神童公傳》)
宋代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瓶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大罐
工匠,為御窯燒造瓷器,獻出了汗水、勞力、智慧和生命。其實,皇家御窯,窯火千年,動人故事,何只童賓!另如工匠陳國治,祁門人,愛心敬業(yè),技藝超群。他獲贈一副對聯(lián):“瓦缶勝金玉,布衣傲王侯。”(金武祥《栗香隨筆》)再如工匠汪紱,婺源人,幼年喪父,家徒四壁,生活貧苦,“十日未嘗一飽”。后到“景德鎮(zhèn),畫碗,傭其間”。他勞作之余,刻苦研讀,常年堅持,成績超凡,著述26種182卷,與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一起被寫入《清史稿·儒林傳》。
一個偉大行業(yè),必有偉大英雄,必有驚世精品,必有動人故事。讓我們通過重溫御窯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從新的角度,以新的詮釋,感悟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華工匠精神的動人魅力。2015年我應邀參加“童賓銅像揭幕及學術研討會”,仰望矗立在景德鎮(zhèn)古窯博覽區(qū)廣場的“窯神童賓”塑像,心情澎湃,肅然起敬,心底迸發(fā)要為偉大工匠精神高聲謳歌、撰寫實錄的愿望。
重道輕器、厚理薄技,這是中華兩千多年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弊憾。為什么中國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賠款,備受欺凌?原因之一是,重道輕器,厚理薄技。明清以來,片面地將“器”蔑之為“雕蟲小技”“奇器淫巧”,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以至科技落后,每受侵略,屢遭挨打。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以及未來,中國人需要:既重道、又重術,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我既關心物,更關心人。工匠“窯神”童賓是御窯史上的英烈,督陶“瓷神”唐英則是御窯史上的英杰。
貳 真做實干,精于管理的督陶官員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這是《詩經(jīng)·大雅·文王》里的名言。御窯瓷器,首在得人,重在多士。御窯瓷器是凝聚繪畫、書法、篆刻、雕塑、釉彩、設計等多種藝術及能工巧匠智慧的結晶。對于御窯的管理,督陶官員,責大任重。督陶官既是個肥缺,用人不當,禍害萬千;又是個要缺,用人得體,成就斐然。在千年御窯史的督陶官中,出現(xiàn)過貪腐之徒。明宣德時太監(jiān)張善到景德鎮(zhèn),侵吞精美瓷器,分送親朋好友。后被告發(fā),押回北京,斬首示眾。太監(jiān)潘相監(jiān)陶,橫征暴斂,魚肉工匠,招惹是非,激起民變,影響極壞,后被調回。但更多的是勤能之官,清廉之吏。明成化時的督陶官何瓛(音桓),華亭(今上海)人,體恤百姓,為官清廉,年老退職,庶民相送。在鄉(xiāng)安靜,讀書著述,卒年八十五。是“仁者壽”的一例。又如萬歷督陶官陳有年,余姚人,政績顯著,調回京師,官至吏部尚書。門無私謁之客,身有相伴之書。致仕回鄉(xiāng),出京那天,全部行囊,一篋舊書,一笥舊衣。同僚送行,見之落淚。到了杭州,家人來接,讓買油布,苫蓋房子,以遮漏雨?;氐郊依?,不幸著火,房屋被燒,他租一間房子給妻子住,自己則住在廟里。死后,翻檢屋中舊箱,只有三兩銀子。無法入殮,家人借貸,才算辦了喪事?!睹魇贰酚袀?。史稱陳有年“羔羊之節(jié),骨鯁之風”,勤慎廉能,名聞天下。
明洪武青花怪石牡丹紋菱花式盤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紋杯之一
再如清代唐英(1682—1756年),沈陽人。出身內務府正白旗包衣(奴仆)。康熙時在內務府造辦處侍役。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受命以“內務府員外郎銜,駐景德鎮(zhèn)御窯廠,佐理陶務,充駐御窯廠協(xié)理官。”這一年,他47歲。唐英初到御窯廠,于瓷器燒造,如自己所說:“茫然不曉,日唯諾于工匠之意,惴惴焉,惟辱命誤公之是懼。”唐英面臨新的職責、新的挑戰(zhàn),是退縮、應付,還是擔當、奮進——放下官員架子,變外行為內行?唐英的回答是:“用杜門,謝交游,聚精會神,苦心竭力,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唐英《瓷務事宜示諭稿序》)唐英苦學三年,做到“四不、四同、四學、四會”:第一,閉門謝客,“四不”:不應酬,不唱和,不訪客,不出游:第二,放下架子,“四同”:同工匠,同吃飯,同勞作,同休息;第三,鉆研業(yè)務,“四學”:學技術,學瓷藝,學窯務,學管理;第四,成為內行,“四會”:會制胎,會彩畫,會釉料,會窯火。三年后,唐英說:“于物料火候、生克變化之理,雖不敢謂全知,頗有得于抽添變通之道。向之唯諾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諾夫工匠矣。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窯火諸務,研究探討,往往得心應手。”
唐英貢獻,主要有四:一則燒造精美瓷器。他經(jīng)手瓷器上百萬件,其中精品、絕品,既仿古,又采今,被譽稱:“有陶以來,未有今日之美備!”如主持燒造的乾隆多彩釉大瓶“瓷母”,縱16層紋飾、橫12面開光、施15種彩釉、集宋元明清各種工藝于一器,奇美精絕,巧奪天工,為世界瓷器史上的一座豐碑。二則瓷藝學術貢獻。編寫出《陶務述略》《陶冶圖說》《瓷務事宜示諭稿序》等著作,填補瓷藝史上的學術空白,成為瓷器史上的經(jīng)典文獻。三則制定管理制度。在人事、財物、統(tǒng)計、核算、工藝等方面,制定制度。《陶成紀事碑記》和《燒造瓷器則例章程冊》,是其重要著作,前者記述57種瓷器工藝,后者擬定313條規(guī)章,細致具體,有章可循。早在二百多年前,御窯生產已經(jīng)實行成本核算,財物管理,觀念超前,可贊可鑒。四則留下大量著作。有詩文集《陶人心語》《陶人心語續(xù)選》,戲曲集《燈月閑情》(含17個劇作)。今人整編匯成《唐英全集》和《唐英督陶文檔》等。
唐英一生,酷愛讀書?!短杖诵恼Z》說:“予性喜讀書,每漏下四五,披閱不休。”他業(yè)余時間讀書,如“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身為陶官,二十八年,如同一日,敬慎不懈。他從粵關調回江西首巡景德鎮(zhèn)御窯廠時,民眾夾道歡迎:“抵鎮(zhèn)日,渡昌江,闔鎮(zhèn)士民工賈,群迓于兩岸,……且歡騰鼓舞,頗有故舊遠歸之意。”唐英感泣,賦詩詠懷:“青絲染霜回故地,何勞鎮(zhèn)民夾道迎。衰翁有負眾家恩,關外孑身吾陶人。”(《陶人心語續(xù)選》)
唐英出身內務府正白旗包衣,雖身份卑賤,卻品行高潔。唐英為人——“未能隨俗惟求己,除卻讀書都讓人。”這是唐英人生觀的寫照:既有嚴以律己的內省,又有寬以待人的胸懷。唐英為官——“真清真白階前雪,奇富奇貧架上書”。這是真的心扉,善的心靈,美的心境。唐英,不幸也奴仆,有幸也奴仆。他之不幸,出身奴仆,沒有享受八旗特權,而任勞、任怨、任貧、任賤,與工匠“同其食息”;他之有幸,出身奴仆,沒有成為八旗紈绔,而善書、善畫、善藝、善陶,被譽為“陶瓷神人”。而有幸與不幸嫁接結出的一枚碩果——唐英功業(yè),燦爛輝煌。從瓷器歷史來看,無論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在當時的世界,都能站在引領瓷器潮流創(chuàng)新的前沿者,唐英當之無愧。因此,不僅在中國瓷器史上,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唐英都應當有著自己的歷史地位。唐英既有論著又懂工藝、既長文史又善書畫、既敏于學又篤于行、既為官員又做工匠。“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其清廉情操,其敬業(yè)精神,其理論著述,其“唐窯”精品——作出歷史結論:御窯千年史,唐英第一人。
叁 貴在求新的創(chuàng)新精神
千年御窯的歷史表明:中國瓷器文化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斷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既是御窯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御窯千年,貴在求新。創(chuàng)新,既是中國瓷器文化發(fā)展之原動力,更是中國瓷器文化綿延之生命力。宋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元的青花瓷和釉里紅瓷,一變單一顏色瓷器,而開創(chuàng)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爭奇斗艷,彩色繽紛;清的琺瑯彩、粉彩,各種色彩、各種繪畫,都可以縱情而靈動地展現(xiàn)在瓷器上。
為什么景德鎮(zhèn)能成為中華瓷器之都、創(chuàng)新基地?為什么這個創(chuàng)新基地窯火千年、長盛不衰?研究這個問題,可以為今人提供歷史的經(jīng)驗、智慧的啟迪。緣此我列舉四點:
其一,形成一流創(chuàng)新基地。《荀子·勸學》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就是說,積土成山能興風雨,積水成淵會生蛟龍。清乾隆時的景德鎮(zhèn),督陶官唐英說:“民窯二三百區(qū),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shù)十萬,靡不借瓷資生。”景德鎮(zhèn)成為瓷器創(chuàng)新基地。
其二,匯集一流創(chuàng)新人才。匯集宮廷一流繪畫、書法名家,結合民間一流制胎、修模、彩繪、上釉、窯火等能工巧匠,每個元素既要坐實人才優(yōu)秀,每個優(yōu)秀元素更要密切配合。如制瓷修模的名匠,“景德一鎮(zhèn),群推名手,不過二三人。”(唐英《陶冶圖說》)可見制瓷人才、創(chuàng)新人才之難得、之可貴。當時,瓷器一流技藝人才形成一個產業(yè)鏈,集中在景德鎮(zhèn)的御窯中。
其三,充實一流創(chuàng)新資金。要想成品創(chuàng)新,必須加大投入。每一件創(chuàng)新瓷器,其研發(fā),其燒造,都要有大量金銀投入。其時,創(chuàng)新產品的資金,錢從國庫、內帑、關榷、鹽商、捐納、罰賠等多渠道籌措,也包括督陶官自掏腰包。這就保證了創(chuàng)新瓷器的投入和運作。國盛瓷則盛,國衰瓷則衰。在皇朝時代,御窯暨瓷器的盛衰,折射著皇朝的興替。
其四,構建一流創(chuàng)新體系。皇帝諭旨創(chuàng)新要求,宮廷做出瓷器官樣,臣工按旨慎勤落實,工匠巧手慧心制作,每道工藝不能出錯,各方各面,互相配合,盡心盡力,厥職完成。想別人所未想,做別人所未做,能別人所未能,成別人所未成。不斷出新意,不斷在收獲,燒造出新奇唯一、空前精美的瓷器。
千年御窯歷史啟示,中國發(fā)展離不開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中國復興離不開文化的自覺與自信。
肆 瓷器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國的瓷器連同絲綢和茶葉等,經(jīng)由陸海兩條通路,走向世界,進行國際文化交流。這被稱作“絲綢之路”,又被稱作“瓷器之路”,和現(xiàn)在的“一帶一路”基本重合。漢唐以來,絲綢之路,東西之間,已經(jīng)開通。從宋到清,在一帶一路上,瓷器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宋代,中國航海技術、海外貿易有了更大發(fā)展。當時中國造船與航海技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船堅抗風,船大行遠。南宋廣州商船裝載瓷器出口的情狀,宋人朱彧《萍洲可談》記載:“舶船深闊各數(shù)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shù)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從宋開始,“海上絲綢之路”又稱作“海上瓷器之路”。水下考古,可以作證。
1987年在廣東省陽江市東南約20海里上下川島海域,發(fā)現(xiàn)南宋一艘沉船,后定名為“南海一號”。2007年打撈沉船出水,整體平移到在海陵島十里銀灘上,新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水晶宮”里。內建造兩條長60米、寬40米的水下觀光走廊。我曾參觀過。計有南宋瓷器30余種、6萬余件,經(jīng)800余年風浪泥沙沖刷,大多完好,品相如新。
在元代,陸路海路,空前大通。中國商船沿阿拉伯海西航,到達波斯灣、亞丁灣、紅海、非洲東岸。在埃及庫賽爾港口,出土元末明初景德鎮(zhèn)青花瓷。在肯尼亞出土不少元代景德鎮(zhèn)瓷器。其安哥瓦納古城遺址,出土元青花瓷。在新疆伊犁河畔霍城(蒙古察合臺汗國首府)也出土元青花鳳首扁壺。至今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國家博物館里,還珍藏著大量元青花瓷器。
在明代,鄭和七下西洋,瓷器之路,南北通、東西通?!睹魇?middot;外國傳》記載,明朝同87個國家和地區(qū)有外事交往。同期,西方進入大航海時代,東西交流,實屬空前。海上以“南澳Ⅰ號”為例。2007年,有漁民在泉州港到南洋航船必經(jīng)之路的汕頭南澳島海域,發(fā)現(xiàn)一艘古沉船,后定名為“南澳Ⅰ號”。船長27米,寬7.8米,共有25個艙位。到2010年共出水瓷器9711件,多產于明嘉靖到萬歷年間,如景德鎮(zhèn)窯萬歷青花仕女大盤、青花大觀、大碗及套裝粉盒等。
陸上對內瓷器傳布四方。明代瓷器大量從北京運至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西域、蒙古、女真等貢使,返回時所裝瓷器多至數(shù)十車,高至三丈余。其包裝方法是: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shù)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確(lu qu,堅硬)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沈德符《萬歷野獲編》)
在清代,盛清疆域,空前一統(tǒng)。滿、蒙、疆、藏、臺,都歸屬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絲綢之路”的陸路,西域完全打通:自北京經(jīng)西安,穿過河西走廊,到吐魯番,分作三路——南路,繞經(jīng)塔里木盆地南緣,過喀什噶爾(今喀什),到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中路,自吐魯番,經(jīng)庫爾勒、喀什噶爾(今喀什),到撒馬爾罕;北路,自吐魯番,經(jīng)天山北麓,過惠遠(今霍城),再分作三路——南向,沿伊塞克湖南緣,到撒馬爾罕;西向——沿伊犁河谷西行,到巴爾喀什湖,再西往伏爾加河;北向,經(jīng)塔爾巴哈臺(今塔城)、阿勒泰,到俄羅斯、蒙古等。
海上瓷器之路,在南海地區(qū),我國西沙群島永樂島沉船中發(fā)現(xiàn)瓷器133件(片);在東南亞地區(qū),沖繩、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爪哇等都有瓷器出土或藏品。以“碗礁1號”為例。沉船位于福建平潭島海域。2005年,進行發(fā)掘,獲得成功。這是一艘清康熙時沉船,船上發(fā)現(xiàn)完好青花大瓷盤55件等,累計出水瓷器17000余件,色澤艷麗,光潔如新。
中國瓷器使中國風尚流行世界。在歐洲,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喜愛中國瓷器,在凡爾賽宮建造“瓷宮”,特別收藏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各國君主,爭相效仿。英國女王瑪麗二世醉心于華瓷,宮廷陳設華瓷。1730年(雍正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瓷器51.7萬件。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英國向清朝定購瓷器達80萬件之多。葡萄牙貝納宮多處廳室墻面貼有青花瓷磚,皇宮外墻也用青花碎片組成圖案,充滿淡雅的東方情調。瑞典至今完好地保存著中國宮,陳列著中國瓷器珍品。東歐菲特烈·奧古斯特(1670—1733年),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當選為波蘭國王。據(jù)記載,奧古斯特二世以600名薩克森騎兵,換取普魯士帝國菲特烈·威廉一世127件中國瓷器。他死后留下35798件精美中國瓷器。美國總統(tǒng)華盛頓,也喜歡中國瓷器,有自己專用的華瓷餐具。在歐洲,到乾隆中期,法、德學了中國制瓷經(jīng)驗,才燒造出瓷器。
瓷器之路,歷史表明:中國瓷器成為中華文化的友善代表、國際文化交流的誠信使者。以往瓷器之路輝煌,今后瓷器之路寬廣。中國創(chuàng)燒的瓷器,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符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僅是一條顏色錦繡斑斕的彩帶,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瓷器、china,China、中國——優(yōu)美動人故事,一代傳一代、一地接一地,講下去,傳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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