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vs蒙文通：南北宋史學的高下之分

 

　　有學人認為，蒙文通重申“宋代史學以南渡為卓絕”，似在回應陳寅恪所倡導的尊奉北宋司馬光之史學的“新宋學”。其實，關于經(jīng)學的西漢東漢之別，蒙文通或是有所誤會，或是故作別解，從迄今所見的相關文獻中，似不見陳寅恪特別推崇漢代經(jīng)學的旁證（《白虎通義》僅指綱紀）。而關于整個宋代學術，陳寅恪所推崇的朱熹也在南宋之列，只有史學著重于北宋司馬光，但也并未輕視否定南宋。蒙文通在史學方面的立異又有兩重講究，一是經(jīng)學與史學，二是北宋與南宋，這兩方面彼此牽連。

 

　　近代蜀人治宋史，當以劉咸炘為先，他鑒于“近日美風彌漫，人崇功利，其弊大著”，在蒙文通等人的催促下，計劃復宋學、修宋史。近代學人如梁啟超、孟森、傅斯年等推崇宋代史學，多尊北宋，至于為何尊以及尊什么，各有分別。劉咸炘則稱：“北宋史家，成歐陽永叔、宋祁子京、司馬光君實，三人著史皆有所長，然于史學皆無所論說。”并認為：“編年本止賬簿之本相，記注之初型，縱加變化，要不能免于方直，如《資治通鑒》雖有镕裁，亦不過為政治史之簡本，無多味也。”后來蒙文通兼治宋史及其治法取徑，頗受劉咸炘的影響，強調(diào)：“宋之為宋，學術文章，正足見其立國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應研學術，則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則知宋之所以敗。”主張治宋史當先明宋學，通宋學才能治宋史。

 

　　蒙文通特尊南宋史學，固然與劉咸炘密切相關。據(jù)他自稱：“雙江劉鑒泉言學宗章實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談兩宋史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余與鑒泉游且十年，頗接其議論。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書》、《史學述林》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惜鑒泉于是時已歸道山，不得與上下其論也。后寓北平，始一一發(fā)南渡諸家書讀之，尋其旨趣，跡其途轍，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歸宿，亦以是與人異趣。深恨往時為說言無統(tǒng)宗，雖曰習史，而實不免清人考訂獺祭之余習，以言搜討史料或可，以言史學則相間猶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大與世殊，以史料、史學二者誠不可混并于一途也。”

　　劉咸炘

 

　　不過，仔細推敲蒙文通的敘述，其治史有意與時流異趣，除了劉咸炘的影響外，另有機緣用心。

 

　　蒙文通敦促劉咸炘重修宋史之時，對于宋代學術史事尚未深究。蒙文通后來說，自己聽陳寅恪詳論漢人經(jīng)學宋人史學后表示：“而余意則不與同，以漢人經(jīng)學當以西漢為尤高，宋人史學則以南宋為尤精，所謂經(jīng)今文學、浙東史學是也。當時雖尚未有撰述，實早已成熟于胸臆中矣。”此前蒙文通固然有所留意于宋史和宋學，但要說早就胸有成竹，稍嫌言過其實。其自稱寓北平時才集中閱讀南渡諸家之書，由是懊悔原來治學無宗統(tǒng)、無史學，即為明證。

 

　　不無巧合，在陳寅恪、馮友蘭等人關于宋代新儒家淵源的討論展開之后，1935年，蒙文通利用暑假，在北平“略讀東萊、水心、龍川、止齋諸家書，欲以窺宋人史學所謂浙東云者”。探賾索隱的結果，由此治史稍知歸宿，與人異趣。在他看來，“北宋之學，洛、蜀、新三派鼎立，浙東史學主義理、重制度，疑其來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爐者也”。而“中國史學惟春秋、六朝、兩宋為盛，余皆遜之……每種學術代有升降，而史學又恒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哲學衰而史學亦衰……六代精于史體，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識，不在作史而在論。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為之者亦勤于綴拾而短于推論。宋人則長于觀變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幾”。因此，“子長、子玄、永叔、君實、漁仲，譽者或嫌稍過，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業(yè)而觀其先后消息之故，不樂為一二人作注腳也”。此言顯然是針對陳寅恪的看法而發(fā)。由此看來，陳寅恪、馮友蘭等人關于宋學淵源的討論才是蒙文通重點關注宋代的重要契機，而推重南宋，既與蒙文通的學承相連，又與其有心立異有關。

 

　　蒙文通所著《中國史學史》，肯定《資治通鑒》的“長編之法，今昔所推。所以搜羅放佚，考正異同，其事之巨且偉也”。同時特別強調(diào)：“南渡之學，以女婺為大宗，實集北宋三家之成，故足以抗衡朱氏。而一發(fā)樞機，系于呂氏。以北宋學脈應有其流，而南宋應有其源也。北宋之學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則制度幾為學術之中心。”他沿襲元代黃溍的看法，將南宋浙東之學依來源和趨向分為義理、經(jīng)制和事功三派六家，“惟浙東之學，以制度為大宗，言內(nèi)圣不廢外王，坐言則可起行，斯其所以學獨至而無弊”。南宋浙東諸儒，“言史必以制度為重心”，相比之下，北宋史家略遜一籌。“蓋治法密于唐，自北宋人視之，若謂徒法之不如徒善，故北宋史人皆高談性道，不識治法，雖激論變法，而北宋究無能論法者”，所以“北宋言史而史以隘，專主人治而遺史之全體。是北宋之言史專于理道之旨義每狹而淺，未若南宋之廣且深矣”。據(jù)此，他認為：“南渡之究史者眾矣，而實以三派六家為最卓。其與北宋異者，自歐陽、司馬之儔論史不言制度，而南宋諸家則治人與治法兼包，義理與事功并舉；班、荀以降，治史固未有忽于典制數(shù)度者也。”

 

　　蒙文通既然于兩宋史學以史識、推論為高，好義理，重制度，又對北宋司馬光等人不法《春秋》寓褒貶，略法制而偏重人治（因惡王安石而強調(diào)在得人不在法）不以為然，尊南宋自然是順理成章。這樣的看法是否合乎兩宋史學的分別，抑或其有心與尊北宋史學的陳寅恪立異而不免看朱成碧，可以檢討。不過，其所認定的北宋史學與陳寅恪所表彰的顯然絕非一事。

　　蒙文通

 

　　陳寅恪好借序跋評論他人著述時闡述發(fā)揮自己的方法見識，盡管所論對象未必完全符合其心中理想。所以，將相關議論視為陳寅恪自己的思想表達則可，若以為所評著述的固有價值，則或許有所出入。同樣，陳寅恪表彰古人治學方法如合本子注、長編考異之類，也有宋儒求珠還櫝之意，本來已經(jīng)超越，卻要借此說話。此非依傍積習，而是針對學界多以東歐北美為取向的時勢，表達其對于固有學術文化的敬意，力求重振、延續(xù)并發(fā)展中國學術文化的內(nèi)在活力。

 

　　陳寅恪看重北宋史學，顯然并非由于北宋史家不講義理，忽視制度。就義理而言，他推崇南宋的朱熹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便是明證。就制度而論，陳寅恪關于隋唐制度及其淵源的著述，不僅是其代表作，而且已成經(jīng)典。至于如何講義理論制度，卻大有講究。陳寅恪與傅斯年之所以重視北宋史家的長編考異之法，是受了近代歐洲新史學的影響。在傅斯年看來，“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fā)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正是基于上述事實，傅斯年斷言：“綜之，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雖工拙有異，同歸則一，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實由事實之經(jīng)驗。”陳寅恪甚至表示，“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不必過于講究文章風格技巧。

 

　　蒙文通雖然指名陳寅恪，所談論的對象卻更像是傅斯年。實際上傅斯年與蒙文通之間的分歧更為直接明顯。蒙文通遭北京大學歷史系解聘，背后起主導作用者至少包括傅斯年，而且傅斯年明確說盡管北宋史學已遠超前代，可惜南渡后無甚進展，以致元明時生息奄奄。所以蒙文通將傅斯年視為清代漢學考訂文籍一派的余緒。不過，傅斯年強調(diào)有一份材料出一分貨，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意涵，并非一般所以為的那樣簡單。所謂近代史學為史料編輯之學，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二是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而由事實之經(jīng)驗。所以，史料編輯之學，并不是僅僅簡單機械地將史料羅列在一起。史學就是史料學的重要體現(xiàn)，在于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認識整理史料之于研究歷史的作用。具體而言，“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強調(diào)運用比較方法整理史料，更值得深思的還在以下兩點，即：“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lián)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近真與頭緒，既是“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兩個層次，又是比較不同史料所能達到的兩個目的。這一論述揭示如何通過歷史記錄接近歷史事實的路徑做法，以及如何尋求看似散亂的歷史事實之間普遍存在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兩大命題，深得史學研究之真味。近真包含不斷通過各種不同的記錄接近本事即第一歷史，以及了解當事人所記各異的心路歷程即第二歷史，并將二者相互比較參證；得其頭緒更使得無數(shù)紛繁現(xiàn)象背后的相互聯(lián)系逐漸顯現(xiàn)，有序連接，無限伸展。即使精神思想史，看似有求其是與求其古的分別，實則由求其古而至求其是，使之相輔相成，可以讓史料與史學復歸一體。

　　陳寅恪

 

　　史學當然不僅是史料，但史學絕不能沒有史料。治史無疑必須具有見識，可是見識的高下須有經(jīng)過驗證的憑借依據(jù)。史學需要義理，而義理不能是無法驗證的玄學。凡此種種，都必須求證，不僅實事求是，信而有征，更要虛實互證，而不能師心自用地自以為是。就此而論，蒙文通雖然推許南宋的兼包并舉，對于同時代學人還是不免門戶之見，尚不能洞穿門戶，以致兼通。其堅持難以征實目驗的今文家言，與陳寅恪將史學做到如生物學地質學那樣準確的追求不無分歧。只是陳、蒙二人的分別或許并不如蒙所自稱，反倒是錢鍾書指陳寅恪講宋學，做漢學，雖不無譏諷之意，卻能體現(xiàn)陳的治學態(tài)度和辦法。陳寅恪的中古制度研究，注意章程條文與社會常情及其變態(tài)的分別和相互作用，與楊樹達《論語疏證》有異曲同工之妙?；蛟S蒙文通強分軒輊的南北宋，在陳寅恪看來也是可以熔為一爐，不必刻意劃分此疆彼界，并且褒貶抑揚的。

 

　　要以長編考異、合本子注法求出義理的本意及演化，并在實證連綴中顯示背后的宏大關懷，方能合于本事，體現(xiàn)高明。達到這樣的境界，則考史與史學相輔相成，史料與史觀互為表里，而義理、制度本來就是渾然一體，無法割裂對立。心中不分，自然眼中無間。當然，要隨時隨處保持高度自覺，絕非輕而易舉。

 

　　號稱治學著重中古一段且十分推崇宋代史學的陳寅恪，雖然很少直接著手撰寫宋史，實則以宋為制高點，為天平中心，為治整個中國歷史的承擔，而不以趙宋一朝為斷代，不以史學為專門，所以治學能夠據(jù)有宋代學術文藝的高度，否則不僅不能理解把握中國的歷史文化，治宋史也難以達到應有的境界。由此可以總結如下：其一，要把握宋史、宋學、宋代史學、宋代思想學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不宜用后來分科治學的眼光看待宋代歷史及其思想學術文化，尤其不能用近代以來區(qū)分經(jīng)史以及史料與史觀的觀念研究宋代。其二，應講宋學，做漢學，此宋學即陳寅恪所謂新宋學，而非清代漢宋分爭的宋學。一方面，如錢穆所說，治宋史必須通宋學，如治國史必須通知本國文化精意，而此事必于研精學術思想入門，不以專家饾饤之學畫地為牢；另一方面，在宏大關懷之下，將包括義理等在內(nèi)的一切虛玄思想還原為歷史，巧妙地發(fā)明曲隱，加以征實，既有道理，又可目驗。其三，以宋代為張目挈領之綱，將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縱橫貫通，解釋材料史事既具有系統(tǒng)又不涉比附。如此，方可有望達到新宋學的高度意境，開創(chuàng)中國學術文化的嶄新氣象。

 

　?。ū疚恼浴秾W術江湖：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桑兵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注釋從略，標題為編者所擬）（桑兵）

 

　　轉自：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