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型知識階層出現(xiàn)于我國的中古時期，從根本上代表著我國政治型文人的基本文化人格特征，對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政治運轉和文化建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作為一個合成詞，“文儒”的基本含義是指“儒學博通而文詞秀逸”的文士。從詞義本身而言，“文儒”應為“儒”和“文”兩大概念的綜合。“儒”所指代的“儒學”，是發(fā)源于齊魯大地并在后世影響深遠的重要思想流派，這是“文儒”產(chǎn)生的文化淵源和基礎。筆者曾對“文儒”形成做過初步探討，認為“文”與“儒”的結合，是以儒學所推崇的禮樂文化的宏闊背景為文化淵源，并兼容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學性，同時又與儒學在歷史發(fā)展中顯示出的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思想胸襟密切相關。這是我國古代特有的政治功利、文學審美和思想學術三者融通的文化基礎，更是我國關于“文”之理念有別于西方純文學觀念的文化根源。因此，“文”之審美品格在儒學的思想框架內(nèi)可以很好地得到安頓，與政治功利、思想學術等并行不悖，可統(tǒng)歸于孔子所向往的宗周禮樂文明的理想圖景中。
“文儒”型知識階層中的代表人物多集政治高位、文壇宗伯和學林領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作為一個特殊的知識階層，其發(fā)展歷史大致經(jīng)歷了從思想觀念的初步成熟到現(xiàn)實文人階層的大量涌現(xiàn)，再到文士個性的分化流變等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各具風采的典型士人，其所產(chǎn)生的歷史作用深刻體現(xiàn)出“文儒”發(fā)展的嬗變軌跡，并展示了不同的時代文化風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觀念初步成熟的關鍵時期，這與當時南北方的統(tǒng)治者重視文化建設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爭鋒實際隱含了爭奪文化主導權的意味。具有典型象征意義的事件是當時南北方的政權紛紛成立各種文化機構，延攬儒生和文人，其中以北齊的文林館和北周的麟趾殿最為著名。一方面，北齊與北周是由北方胡族建立的政權，從國家的角度成立文館，本身就已充分顯露出漢化趨勢在此時胡族政治高層的深入；另一方面，文林館和麟趾殿集中了當時南方和北方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學人，如文林館的領銜文士包括顏之推和李德林，還有在北方享有盛名的儒生張雕，及自南方逃亡過來的文人蕭慨、蕭放和諸葛穎等。麟趾殿的文士構成也大致如此，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地域文化的交融在南北朝后期已達到十分深刻的程度。
雖然此時的“文儒”還未形成一個影響廣泛的知識階層，但在思想觀念意義上已漸趨成熟。他們依托于文館制度，積極響應君主文化建設的號召，通過編纂大型書籍、創(chuàng)作禮樂文章和寫作個人文集等各種形式，不僅深刻參與到當時國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設中，而且在繼承前代文學傳統(tǒng)基礎上，形成了較為鮮明的文人個性。此時“文儒”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反映出南北文化交融與少數(shù)民族漢化趨勢已極為深入，成為南北朝后期向唐代文化轉型的文化表征之一。
盛唐時期是“文儒”型知識階層從思想觀念走向現(xiàn)實化的時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斷涌現(xiàn)，以張說、蘇珽為代表的“燕許大手筆”式的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化人物，作為時代文化心態(tài)的典型表現(xiàn)，深刻影響著當時著名文人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李白、王維、杜甫等都是盛唐時期的大詩人，無不受“文儒”型知識階層的影響而具有其心態(tài)特征。蘇颋之于李白“廣之以學”的建議、張九齡對王維政治生涯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都是如此，杜甫作為飽受儒學思想濡染的詩人，更是對“文儒”非常崇拜，其獻三大禮賦的行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參與制禮作樂的政治期待。
“文儒”型知識階層在盛唐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政治的清明盛世、文人的昂揚奮發(fā)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匯，共同構成了促成“文儒”大量涌現(xiàn)的現(xiàn)實背景。承繼魏晉南北朝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多元融合，盛唐“文儒”展示出唐型文化在文人風采與政治姿態(tài)方面的獨特魅力，更加預示了唐宋以降文化復古趨勢及我國文人個性心態(tài)的總體走向。
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發(fā)展演變而言也是關鍵時期。韓愈等人對儒學的大力提倡，發(fā)掘出道德性理之義，徹底扭轉了漢代以來以注疏治儒學的方向，對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學思想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漢宋儒學的嬗變強化了“文儒”文化影響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國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觀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體、學術主體和文學主體的三位一體（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究其根源，正是盛中唐以來“文儒”型知識階層在時代影響、學術轉型和政治形勢作用下的分化流變所致。儒學的道德性理意義被韓愈等人發(fā)揚光大，重視士人人格的“孔孟之道”日益取代強調(diào)禮法并重的“孔荀”傳統(tǒng)，同時更加推崇文人士大夫作為政治領域中一股獨立發(fā)揮影響的力量，以道德品格立身與學問修養(yǎng)互為補充，在此基礎上發(fā)而為“文”，這就使士人在政治、學術和文學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協(xié)調(diào)，奠定了此后直至近代的傳統(tǒng)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品格和身份特征。個體文士作為“文儒”，雖然總體上是“三位一體”，卻也各有不同側重。以宋代為例，“文儒”型士人比比皆是，但個性風格差別很大，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蘇軾之風流瀟灑與二程之儒者敦厚，正說明“文儒”到此時已成分化之勢，呈現(xiàn)出更為復雜多樣的綜合形態(tài)，很難以一種簡單的特征來概括，這與前述王水照先生的結論非常一致。
宋代以后，中國進入“近世”時期，古典文明逐漸形成較為固定的格局模式，其中體現(xiàn)于文人形態(tài)方面，則是明清時期的“文儒”型知識階層大致延續(xù)兩宋模式，分成在朝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學的思想型和瀟灑為文的文藝型三大群體。在遭逢時代變遷與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們會適當調(diào)適思想心態(tài)，尋求自我精神的安頓之所。
“文儒”帶給我們的文化啟示，主要表現(xiàn)為如下兩點：一是唐宋以來古典型士人的思想心態(tài)與“文儒”密不可分，儒學作為影響我國士人心態(tài)最為深刻的學說流派，其魅力正是通過“文儒”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在“文儒”身上，那些優(yōu)秀而堅毅的士人品格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敢于擔當?shù)募覈閼殉浞终蔑@出以儒學為代表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如何滋養(yǎng)了一代代士人的心靈與精神世界。
二是與“文儒”互為表里、我國古代特有的“文”之觀念，既不同于清末民國初從西方傳入的純文學觀念，也不同于今日生活中對文學的認識。我國古代對“文”的認識應包括三個層面，即微觀的文人創(chuàng)作、中觀的文士流派和宏觀的禮樂文化，兼具審美、學術、政治三種特色，能夠與此有關且全面體現(xiàn)這三種特點的文士形態(tài)，則非“文儒”莫屬。尤其是從入世和出世的雙重角度來看，“文儒”代表的士人思想心態(tài)則包含積極進取的政治精神、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學術格局以及深入日常審美化的私人創(chuàng)作，這是我國古代“文”之觀念的重要內(nèi)涵。“文儒”給我們展現(xiàn)的是生動的中國古典之“文”的美妙圖景，這無疑對當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話語體系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文儒”是先秦儒學“尚文”傳統(tǒng)長期孕育的士人典型代表，其融匯政治、學術與文學的特征，不僅規(guī)范了古典士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情懷，對我們今天站在時代的新起點上，重塑中華文明的新氣象與新格局也具有積極而深刻的啟迪。（李偉)
? 轉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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