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所見彩繪龍盤（左）與二里頭遺址所見綠松石龍形器。我們是“龍的傳人”。
編者按：前不久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訪華期間，與習近平主席在故宮有一段關于中國文明源流的對話，激起了公眾對此一問題的熱烈關注。本報11月15日刊發(fā)陳民鎮(zhèn)先生《中國文明是否是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一文，受到廣泛關注，引發(fā)頗多討論。限于篇幅，該文對一些問題論述較為簡略，于是，有很多人提出疑問：:中國是否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原腹心地帶以外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可否算作中國文明？冶金術、馬車等外來文化因素是否影響中國文明的原生性？……為此，我們邀約陳民鎮(zhèn)先生撰寫此文，對其觀點作進一步的論證，以饗廣大讀者。
中國文明正如孕育它的黃河與長江，波瀾壯闊，綿延不絕。溯源而上，它的上游卻茫昧不清。
三皇五帝夏商周，這是傳統(tǒng)的古史框架。殷墟的發(fā)現(xiàn)證實了商代歷史的可信，然而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卻招致不少質疑。
中國近一個世紀以來的考古學發(fā)展，極大推進了我們對早期中國文明的認識。什么是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是否獨立起源、中國文明如何起源、中國文明何以延續(xù)至今等等問題，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正名：何謂中國文明
1995年，巫鴻先生的《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筑中的紀念性》一書在美國出版，反響強烈，有贊譽，也有批評。
貝格利先生是批評者之一。他數(shù)落了巫鴻的一些罪狀，其中就包括：現(xiàn)在中國版圖內的早期藝術，都是“中國”的么？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先民，他們說漢語么？江浙的良渚文化先民，他們說漢語么？他們能算是“中國人”嗎？
在貝格利參與撰寫的《劍橋中國上古史》中，他對中國學者習稱的“中國文明”多有指責：古代中國的研究長期被“中國文明”這個未能很好定義且立足于后世想象的概念所扭曲。
正值科索沃事件爆發(fā)，李零先生撰文聲援《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筑中的紀念性》，還將這一事件比作“學術科索沃”，意在批評某些西方學者的“學術霸權”。
霸權主義是大帽子，西方學者肯定不樂意承受。
民族主義也是頂大帽子，“中國文明”“夏朝”“中華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等，往往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中國學者也不樂意承受。
究竟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文明”？“中國”是永恒的么？這是近年的熱點話題。韓建業(yè)先生《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fā)展》一書便直接受到“學術科索沃”的啟發(fā)，李零、葛兆光、許宏、何駑、李新偉等先生也圍繞何為“中國”展開了探討。
“中國”的概念是不斷發(fā)展的，它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內涵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它也有不變之處。
如果將“中國”理解為現(xiàn)今國土范圍內的空間概念，“中國文明”的說法無可厚非，不過是為了指稱方便罷了。
當然它還有進一步的合理性：一者立足于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現(xiàn)今的中國文明與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序幕的確有血脈的關聯(lián)；二者立足于中國文明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的多元一體，若不置諸廣闊的空間背景，就無法理解中國文明的演進歷程。
蘇秉琦先生將中國境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六大區(qū)系（分別是：1.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3.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4.以環(huán)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5.以環(huán)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張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李新偉先生強調“中國史前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wǎng)”。六大區(qū)系間的“相互作用”與“遠距離交流”，正是“中國文明”產(chǎn)生的重要背景。
“中國”“華夏”“諸夏”之類的觀念，雖有族群認同、地域認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認同。“中國文明”的成立，即建立于這一文化認同的基礎之上。
中國文明的一些特質，在很早的時候便已確立。其中“禮”至為關鍵。
錢穆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話：“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
“禮”是什么？它很抽象，它流淌于中國文明的血脈之中；它也很具體，具體到青銅器、玉器等實物之上。
中國的“禮”通常被翻譯作ritu?al，但二者很難對等。“禮”跟今天所說的禮儀、禮貌不是一回事，與風俗習慣也不是一回事。它貫徹于禮制，滲透于禮典，它與宗教息息相關，又參與了政治權力的實踐。
“禮”的核心是等級，它是社會復雜化的結果。禮不下庶人，它與老百姓沒有直接關系。
這樣的“禮”，有人希望繼承發(fā)揚，有人斥作“吃人的禮教”。無論如何，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明。
卜工、陳剩勇等先生認為，中國文明起源的標志是“禮”，它在新石器時代已經(jīng)萌生，確立了中國文明的基調。
漢儒何休有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在古人心目中，“禮”是野蠻與文明的分野、四夷與華夏的分野。
古書說舜出自東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謂“蠻夷”，只要接受“禮”，便可納入“中國”。此所謂“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愈語），四夷皆可為“諸夏”，皆可為“中國”。
至遲在距今4300年的“龍山時代”，中國境內不同族群和文化間的交融加劇，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已然確立。諸如牙璋、青銅禮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廣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可以看出中國境內諸文化同質性的加強。
“中國”不在于血統(tǒng)，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傳統(tǒng)。中國文明強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輻射的影響力，均要在此基礎上加以理解。
自源：中國文明的原生性
中國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長，還是自外輸入的呢？
在古代，這肯定不是問題。向來都是“中國”輻射周邊，哪有“華夏”是舶來品的道理？
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向外擴散，中國文明西來說逐步登上歷史舞臺。19世紀末，英國學者拉克伯里提出黃帝是從古巴比倫遷來的。此外，還有人認為華夏始祖從埃及來的、印度來的、中亞來的，不一而足。
當時，中國不少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心空前薄弱，因而對西來說深信不疑。西來說也在暗示：中國文明落后于西方，由來已久。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發(fā)掘了河南澠池的仰韶遺址，這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的序幕。他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的彩陶與中亞的彩陶紋飾相似，于是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自西傳入的假說。
當時疑古運動極大沖擊了傳統(tǒng)的古史觀念，“三皇五帝”不再被當作信史，不少學者開始乞靈于考古學。安特生的考古發(fā)現(xiàn)，似乎為西來說找到了實證。
山東龍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殷墟的發(fā)掘是中國學者獨立開展考古工作的標志，自此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獨立發(fā)生、發(fā)展的脈絡愈益清晰。通過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彩陶傳播路徑的研究，學者發(fā)現(xiàn)所謂的“彩陶之路”確實存在，只不過彩陶是自東向西傳播，而非過去認為的自西向東。
在學術界，西來說成為明日黃花。
但在所謂的“民科”圈子中，西來說仍頗有市場。如有些人認為三皇五帝實際上都是古埃及的某某法老；有人認為周朝是猶太人建立的，因為Jew（猶太人）的發(fā)音類似于“周”（實際上“猶太人”的希伯來語發(fā)音與英文單詞Jew相差甚遠）；還有人稱，據(jù)他對《山海經(jīng)》的研究，中國文明就是西來的……
先秦史是“民科”的重災區(qū)，首當其沖的是甲骨文、《周易》和《山海經(jīng)》。
中國文明為什么不是西來的？這里要從“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文明”三個概念說起。
人類“走出非洲”說是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走出非洲”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人科動物走出非洲，二是現(xiàn)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線索表明，人科動物起源于非洲，他們不止一次向世界其他地區(qū)擴散，但只有十多萬年前的智人笑到最后。
盡管一些國內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者仍從化石角度堅持東亞人種是連續(xù)進化、附帶雜交的，但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已經(jīng)從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DNA分別證實全球現(xiàn)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萬年前的非洲大陸，我們都是智人的后代。盡管現(xiàn)代人身上也混入了一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遠古人類的基因，但是微乎其微。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元謀人等等，都是已經(jīng)滅絕了的遠古生物。
大約兩三萬年前，智人的一支進入現(xiàn)在的中國境內，我們所說的56個民族，基本都是他們的后代。
中國人的祖先的確是外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與文明也是外來的。
廣義而言，“文化”包括人類的一切物質和精神創(chuàng)造。因而自有“人”開始，便有了文化。但新石器時代之前的人類活動，可圈可點之處甚少。
一萬多年前，“末次冰期”結束，溫暖的間冰期到來，揭啟了新石器時代的序幕。真正有識別度、確立人類文化基調的“文化”，是在此時開始發(fā)生的。
西亞的先民開始培植小麥，黃河、長江流域的先民分別開始種植小米（粟）和水稻，是為“農(nóng)業(yè)革命”。更豐富的食物刺激了生產(chǎn)力的進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轉變，陶器成為人們的重要用具，定居生活趨于普遍。
以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為例，上山文化、裴李崗文化、興隆溝文化、后李文化、彭頭山文化等考古學文化逐步登上歷史舞臺。這些“文化”，都是自主發(fā)生的，它們是中國文明的基礎。
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不少人傾向于用西方學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銅器、城市）來界定，“1+1+1=3”才是文明。
美洲文明缺乏銅器，印加文明甚至沒有文字，但沒有人否定它們是文明。早期歐洲的很多地方雖然使用銅器、鐵器，但遲遲未進入文明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已經(jīng)產(chǎn)生國家，那么誰也不會否認它已經(jīng)邁過文明的門檻。文明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高級形態(tài)，社會復雜化是它的重要表現(xiàn)。
大約在5800年前，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和凌家灘文化已經(jīng)開始了社會復雜化的先聲，階級分化愈加明顯。而在5300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則被視作“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實證”。
良渚古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城墻有40到60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宮殿基址）以及周邊的水壩，堆筑土方量約為1200萬立方米。據(jù)推測，完成這樣的工程，至少需要1000人連續(xù)工作十年。沒有相應的社會調動能力，這是難以想象的。
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嚴格的等級區(qū)分，儼然是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鼎、豆、壺、璧、鉞、琮等禮器，都見于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重要特質“禮”，或已出現(xiàn)。
在20年前，良渚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尚有爭議。而隨著良渚古城以及周邊水利工程的發(fā)現(xiàn)，良渚文化屬于“文明”已經(jīng)沒有什么疑義。
良渚文化的發(fā)生，根植于上山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它是本土發(fā)生的文明。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時有閃現(xiàn)，它融入了中國文明的肌體。
據(jù)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的說法，世界獨立發(fā)展的文明主要有六支，分別是古代的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中美洲和安第斯。是為六大原生文明，中國文明是其中之一。
中國文明自主發(fā)生，但并不意味著它在發(fā)展進程中沒有與外界進行交流。遠在絲綢之路出現(xiàn)之前，中國文明便與西亞、中亞有著間接的接觸。小麥、黃牛、綿羊、山羊、馬、戰(zhàn)車、青銅冶煉技術等逐步傳入中國，為中國文明的發(fā)展注入了活力。
我們并不能因此說，這些外來因素影響了中國文明的原生性。中國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生于斯、長于斯，與今天的中國人血脈相連。中國文明的產(chǎn)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術、小麥、戰(zhàn)車等基礎之上的，它們主要是“龍山時代”之后傳入的，中國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確立基本框架。它們傳入之后，也并沒有改變中國文明的性質。
金屬冶煉技術是當時的高端技術，它是否外來尚存爭議。但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的祖先在掌握冶金術之后，又作了進一步的改進與提高，塊范法和失蠟法的高超運用成就了獨一無二的“中國青銅時代”。中國古代的青銅器主要是禮器和兵器，實用工具比例很小。原先用陶器制造的鼎、豆、壺等禮器，換成了青銅質地，但它們“禮”的內涵沒變，中國文明并沒有因此喪失了自身的特質。
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相互學習是很正常的事，人類的發(fā)展歷史，本身是技術和物種交流的歷史。我們不能因為冶金術不是最早出現(xiàn)于古埃及，便否定古埃及文明的原生性；戰(zhàn)車是舶來品，但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先民同樣沒有發(fā)明權、。人類文明是多元的，早晚、優(yōu)劣之爭并無必要，由此生發(fā)的過度自尊或自卑更無必要。
源遠：中國文明的誕生
在傳統(tǒng)的觀念中，中原是中國文明的核心，所謂的四裔，都曾經(jīng)是蠻荒之地。
越國雖在戰(zhàn)國時期武力顯赫，但越人斷發(fā)文身，在中原人士眼中并不開化，或者說是沒有“禮”的。若非考古發(fā)掘，誰能想到四五千年前的長江下游是極為耀眼的文明重鎮(zhèn)。
長江中游被視作南蠻之地，但無論是新石器時代的屈家?guī)X文化、石家河文化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都曾獨樹一幟。
在考古發(fā)現(xiàn)面前，過去的中原中心說受到極大沖擊。蘇秉琦先生曾提出“滿天星斗”說。中國文明誕生的前夜，的確星空璀璨。
長江下游的社會復雜化進程最為典型。在崧澤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鋪墊下，良渚文化強勢崛起，并且向外擴張。按許宏先生的話說，良渚文化成為當時最亮的一顆星。
在此前后，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群、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等也發(fā)展迅速。
有人說良渚文化消亡了，它與中國文明便沒有關系。實際上，良渚文化衰亡之后，當?shù)夭⒎窍萑胛幕瘮鄬樱陙泶_認的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可以說是它的后續(xù)。更何況，良渚文化的鼎豆壺禮器組合、玉琮等玉器、神人獸面紋等等文化因素都對后來的中國文明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距今4300年是個轉折點。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等文化都進入尾聲，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晉南的陶寺文化、陜北的石峁文化、甘青的齊家文化、江漢的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等崛起，“龍山時代”呼之欲出。
“龍山時代”之際，多元一體的進程加劇，人群流動空前活躍，中國文明面臨新的整合與飛躍。
歷史的聚光燈，從浙江良渚轉到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
古書記載，此地是“五帝”之一帝堯的都城平陽。陶寺發(fā)現(xiàn)有約280萬平方米的城址、成組的樂禮器、有朱書文字的陶片、天文觀象臺以及少數(shù)銅器。更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與良渚文化一樣有著鮮明的社會分化。
不少人認為，陶寺就是傳說中的堯都平陽。
也有學者主張它與夏朝有關，陶寺所在的晉南盆地正是文獻中的“夏墟”所在。
陶寺的崛起，似乎不是本地文化的自然演進。陶寺文化的早期出現(xiàn)了許多來自周邊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東方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陶寺的衰落也是非正常的事件。自中期開始，陶寺文化似乎改頭換面，涌現(xiàn)了大量來自北面的文化因素。到了晚期，陶寺的外來人口劇增，早中期的大墓被有意識地破壞。
有人因此猜想，《竹書紀年》所記載的堯晚年為舜所囚可能是歷史事實。
我們不妨換一個視角。傳說中的堯、舜雖然活躍于晉南，但有一些線索暗示他們來自東方。倒是代虞而興的夏禹，似乎有西北羌戎的背景，“禹生自西羌”之類的說法在古書中不勝枚舉。
陶寺的北邊，是近年發(fā)現(xiàn)的石峁古城。它位于陜北神木，面積達400多萬平方米，規(guī)模空前。與更早的良渚古城、同時期的陶寺古城不同的是，它是石頭堆筑的，而非通過夯土筑成。
石峁文化與甘青地區(qū)的齊家文化關系密切，它們所分布的地帶，正是后人眼中的羌戎之地。
陶寺考古隊隊長何駑先生認為，陶寺晚期已成為附屬于石峁權力中心的殖民地。
距今4000年左右也是一個轉折點：這一時期氣候波動劇烈，水旱失調，很可能是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歷史背景；這是傳說中夏朝建立的時間點；這也是以石峁為代表的北方勢力大舉南壓的時間點。
我們不妨有更多的聯(lián)想。
大約在距今3800年左右，石峁、陶寺都淡出歷史舞臺，“龍山時代”宣告終結。經(jīng)過新砦期文化的醞釀，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橫空出世。
陶寺雖然有王都氣象，但考古學所觀察到的勢力范圍暫且局限于晉南盆地。而二里頭卻不局限于伊洛流域，它的勢力范圍空前擴大，被視作真正的廣域王權國家。
李旻先生將龍山社會分為高地和低地兩部分。二里頭文化身上流淌著高地龍山社會（包括陶寺、石峁、齊家）的血液，也融入了東部低地龍山社會的文化。多元一體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了。
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屬于夏文化，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都斟鄩。但從時間上講，如果二里頭文化與夏有關，也只能是“少康中興”之后的夏。
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先生稱二里頭為“最早的中國”，何駑先生認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國”。無論如何，它們都是“中國文明”震撼人心的史詩序章。
有的人質疑“中華上下五千年”，有的人則抹煞殷墟之前的中國歷史。雖然我們發(fā)現(xiàn)了殷墟之前的文明線索，但由于缺乏像甲骨文這樣自明身份的直接文字材料，我們仍難以書寫詳細的早期歷史。值得欣慰的是，從良渚到到陶寺到二里頭，中國文明的早期圖景確乎愈益清晰了。
流長：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
中國文明以其連續(xù)性著稱于世。近年來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綿至今的文明”。所謂的“世界六大文明”，就是前面提到的六大原生文明。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數(shù)千年來有著一貫的發(fā)展脈絡。即便是沒有受過古文字訓練的現(xiàn)代中國人，也能通過字形猜出一些甲骨文、金文。而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文字至今無從破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若非羅塞塔石碑、貝希斯敦銘文這樣的材料被發(fā)現(xiàn)，可能仍無法解讀。
之所以如此，因為文明的承載者——人變了。埃及和兩河流域，如今是阿拉伯人的天下，語言、文字、宗教早已改天換地。至于年代相當于中國“龍山時代”的哈拉巴文明，則因為某種原因消亡，現(xiàn)在的印度文明是后來者雅利安人創(chuàng)造的。
中國文明何以能歷數(shù)千年而延續(xù)至今呢？
饒宗頤先生曾指出這與漢字的特點有關。歐洲的拼音文字遷就語言，隨著語言的分化、方言的出現(xiàn)，便產(chǎn)生了不同的文字系統(tǒng)。而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具有更強的穩(wěn)定性，雖然中國境內方音各異，現(xiàn)代漢語與上古漢語的語音也相差甚遠，但漢字卻拉近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中國人的距離。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載體。經(jīng)典通過文字傳承，民族精神通過文字延續(xù)。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此后中國文明的一大主干。而儒家，正是三代大傳統(tǒng)的主要繼承者。
漢字至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但甲骨文不過是商人的占卜記錄，由于刻在龜甲、獸骨上，才得以保存至今。李學勤、裘錫圭等古文字學家都已經(jīng)指出，商代的主要書寫載體應該是竹簡。而簡冊易朽，難以保存下來。
甲骨文以形聲字為主，已然是很成熟的文字體系。很難想象，漢字一生下來就是白胡子老爺爺。
良渚、陶寺、二里頭等遺址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刻劃符號，有的可以成句連讀。這些符號見諸陶器、玉器等器物，也是出于載體的特殊性而偶然存留至今的。它們很零散，也很難釋讀，但至少提示我們，中國有文字的歷史或許可以進一步上溯。
有的文明覆滅之后，原來的人可能還在，但文化上卻被征服者徹底同化。中國歷史上也不乏征服與被征服，中國文明卻沒有因此而斷裂。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處于半封閉的狀態(tài)，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原和荒漠，與其他地區(qū)的文明雖有接觸，但相互間的交流與沖突總體來說并不顯著。強勢如阿拉伯帝國，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給中國文明帶來危機。諸如波斯這樣的重要鄰國，則長期與古代中國維持良好的邦交關系。
至于中國境內的各族群，很早便相互交融，它們是中華民族的前身。不同族群之間雖然互有爭奪，但都普遍對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有深切的認同。因此，無論哪個族群建立王朝，都自覺接過中國文明的接力棒。
多元一體的格局、強大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國文明連續(xù)性的重要保障?？梢哉f，中國文明的長河之所以奔流不息，很大程度上在它的發(fā)源時期便已經(jīng)決定了。（陳民鎮(zhèn)）
轉自：國學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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